再释《桃花源记》中的“有汉”

《桃花源记》一文中的“有汉”通常被翻译教材译为“有过（经历过）汉朝”,然而笔者通过查找资料认为,以往的翻译理解存在偏误,因此著此文试做探析。同时以“有汉”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及诸家观点的整理,又进一步探讨了“有＋朝代名”结构的“有”的用法及语义。     

从画像石透视陕北汉代休闲体育娱乐的区域特征

陕北地区是我国东汉画像石艺术集中分布的主要区域之一,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社会背景为画像石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通过对陕北汉代画像石中休闲体育娱乐活动的年代、出土分布和区域特征分的分析,为现代人解读汉代陕北休闲体育活动提供有价值的依据。     

探索汉藏语同源词比较的新方法——在第47届国际汉藏语会议上的发言

文章从研究汉藏语词的语音结构和语音演变规律入手,提出适合于汉藏语同源词历史比较的新方法:"顺向"的历史比较法。     

同光前期的西北史地学

在晚清西北史地学的发展过程中 ,1 9世纪六七十年代可谓其低潮阶段。本文主要从国家的全面边疆危机、西北的混乱局面、人材的断层以及西北史地学本身所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变革等几方面对其陷入低潮的原因进行详细的论述 ,同时以李光廷为代表 ,介绍这一时期的西北史地学研究。     

越人石室土墩墓与华南悬棺葬

分布在苏南浙北一带的石室土墩墓是先秦越人的墓葬 ,分布在华南地区的悬棺葬是战国以后越、濮、僚、人及其后裔的墓葬。两者在时间上前后相继 ,在文化上一脉相承。从石室土墩墓和悬棺葬的时空分布可以看到古代越人的迁徙和越文化的传播。     

日本学者对“声明”与汉字音声调关系的考订

日本学者在研究日本汉字音、汉语声调时, 非常重视佛教“声明”中“节博士”资料,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利用“节博士”资料构拟声调调值的理论与方法。因此, 在突出赖惟勤、金田一春彦等学者学术贡献的同时, 强调这些理论、方法对中国学者的借鉴作用以及总结考订得失,进一步开拓学术空间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与实际应用价值。     

塔勒德镇汉、哈、维三族关系比较调查与试分析

塔勒德镇是新疆伊犁一个多民族聚居的乡镇,主要居民为哈萨克族、汉族、维吾尔族等民族。文章结合田野调查资料,通过对民族意识、文化整合、民族平等观及异族交友、通婚等四个变量进行分析,认为伊犁乡镇民族关系呈良性发展趋势。     

汉语法学论纲——关于中国文明法律智慧的知识学、价值论和风格美学

汉语法学经历了子学时代、经学时代和新学时代三大时期。其规范体系表现为中华法系,其意义体系凝聚为汉语法学。二者合一,照拂的是这个叫做华夏中国的家国天下,而构成生活世界、规范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完整统一体。其中,晚近西学东渐的一个半世纪,是汉语法学的第三期,也就是现代中国的法意体系的创世纪。总体而言,其文明品格和内在义理,于折中损益中脱胎换骨,却一脉沿承,不绝如缕。其之所思所虑,不脱家国天下大框架,而悉以汉语作为表意工具,构成浩浩荡荡、源远流长之汉语法意表意体系。古典中国的法意精神,诸如奉天敬德的正义法精神、追求实质公正的实用理性、崇古法圣的历史主义气质、推究于名实之际的逻辑思维和刑名律学的修辞艺术,它们辗转推陈,经由现代洗礼,表见为洞悉人性本恶与期待人性善好的心性论、通情达理的法律理性、"天理人情国法"三位一体的运思方式和解释框架、"三维四理"的心性配置、寓俗常与超越于一体的价值伸论方式、家国天下的政治意识、世界蓝图和文明憧憬,以及汉语思维及其风格美学。在文化社会学和知识政治学的意义上,描述、想象和建构这一法意形态,以申说中国文明的法理愿景,既是本文的理论动机,也就是它的文化理想,同时,也构成了它的政治抱负。其以中国文化为深远背景,理述其源流,揭橥其命意,展示其学理内涵与文明品格,分析其条件、特征与基本进路,特别着意于奠立在现代中国文明基础之上的政道与治道的法理表达,着力提炼和运用汉语思维及其表达方式。经此作业,系统展示这一法律文明的思想形式、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风格美学。     

桐城派与汉学派的制义之争

桐城派与考据学之间并非只是意气之争,也非学术之争所能涵括,两派之间许多激烈的相互诘责都与科举考试有关。桐城、汉学两方都有不少学官掌一方之文衡,其出题各有偏重,其衡文标准则往往南辕北辙甚至针锋相对。总体上看来,桐城派与汉学派在科举取士中一偏重于文,一偏主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唐宋以来的经义、辞章的矛盾在清代的延续。     

礼县大堡子山秦陵墓主考辨

自上世纪末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春秋早期秦墓惨遭盗掘的十多年来,学界对劫余后经考古发掘清理的两座秦公大墓之主多在襄公、文公、宪公及夫人间考虑,迄今认识不一。本文拟以文献所记和考古发现资料作为考证依据,认为大堡子山必有以秦公礼制而葬的静公大墓,通过M2是在M3连同车马坑建成后夹挤其间的奇特葬格局;两座大墓连同车马坑在内的整个墓地统一大面积覆盖纯匀的五花土,表明两座大墓是同时埋葬或同时封填墓口的遗迹;随葬器型、纹饰尤其铭文书体的差异只体现在M2一墓所出的器物上这一奇怪的差异以及十多年来国内外相继出现的各种迹象表明是出自大堡子山的秦子器,尤其秦子簋盖夔纹确切证明秦子簋是大堡子山的出土物。“秦子”,即秦文公太子静公等考证,认为两座墓之一M3为嬴秦第二代国君秦文公之墓,型制较小的M2则是未享国而卒的文公太子静公墓,即以秦公礼制而葬的秦子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