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诗经》学主要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今文三家《诗》衰微,《毛诗》一统天下,《诗经》的文学特性得到更多关注。魏晋与南北朝《诗》学又各具特色。魏晋《诗经》学存在郑学与王学之争,论争激烈;南朝《诗经》学注重阐发义理,北朝《诗经》学注重名物训诂。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间地带略论

本文根据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与争夺的政治、军事特点 ,正式提出了“中间地带”的概念 ,并利用该概念简略分析这一时期的军事作为例证 ,试图引起学界对“中间地带”的重视与研究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水灾与救助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水灾多发期。水灾主要集中在5、6、7、8月和长江、黄河流域。水灾的频繁发生,给社会经济和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各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对救灾工作高度重视,及时采取实物救助、调粟赈民、减免租调、借贷及兴修水利等一系救助措施,对于减轻灾害,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生及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魏晋南北朝的氐羌文学

本文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氐羌文人文学逐一点评,具有认识价值和资料价值。     

魏晋南北朝文论中的隐与显

"隐"和"显"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两种审美形态。在外在形式上,"隐"是单纯质朴的,而"显"是鲜明华丽的;在内在意蕴上,"隐"是蕴含丰富深厚的,而"显"是意义单纯明确的。阮籍和陶渊明的作品表现出"隐"的特征,刘勰和钟嵘则在理论上对"隐"的内涵有所揭示,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审美理想并不是"隐",而是显性的"风骨"、"风力"。刘勰所说"隐秀"的主要意义相当于"隐显"。很多学者把"隐秀"理解成同一审美对象或同一作品的内在意蕴和外在表现,这是一种误解。"隐"和"秀"指的是同一层面的两个对象或两种形态,而不是是同一个对象的内外两个层面。也就是说,"隐"和"秀",指的是两个审美对象或两种作品的不同形态或特征。     

魏晋南北朝行事制度考实

学者通常认为,行事是指南朝的长史、司马行府州事。无论是行事的内容、行事者的身份,还是行事存在的时间,这一观点都有欠准确。行事是指官员以较低的官职摄行较高官职的职权。行事仅是盛行于南朝,在魏晋北朝以及此前和此后的朝代都存在,是中国古代通行的一项行政制度。南朝行事的内容最多的是州署事,然后依次是州署和军府事,郡事,军府事,军府、州署和封国事,军府和封国事,东宫事,县事等。南朝的行事者分为长史、司马,长史、司马兼任首郡太守或将军号,长史、司马同时兼任首郡太守和将军号,长史兼任郡丞、参军、中央官、太守、将军等。     

论魏晋南北朝江汉、江淮一带蛮夷的北徙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民族融合的高潮期,而这一高潮期是在两股徙民浪潮的共同推动下出现的。一方面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入主中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所谓"胡汉融合";另一方面,随着中原汉族政权的式微,中原汉人南迁,江汉、江淮一带蛮族乘势北徙,长江中下游地区乃至中原部分地区出现了"蛮汉融合"。南北方诸少数民族从不同方向推动着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与发展,为古老的中华文化增添了新鲜血液,为"中华一体"观念的形成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共同促使繁荣的隋唐文化的到来。     

论汉代神学思想对魏晋南北朝志怪的影响

关于魏晋南北朝志怪兴起的原因,以往学者多强调道教、佛教之因素。事实上,汉代神学对魏晋南北朝志怪之兴起与发展有着直接影响。汉代神学思想下衍生、摧生出大量变异话语,这些变异话语的功能指向主要是政治,而非文学。随汉王朝的瓦解及神学的式微,汉代变异话语亦在承传中风化变质,其政治价值最终跌落,从而成为人们戏谈的资料之一。随着魏晋南北朝私人著述的迅猛发展,曾散见于子、史之中的汉代变异话语终于独立地结集而行,成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重要内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隐士素质分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士们,因淡于名利,生活方式独特等,平均寿命较一般人长。他们著书立论,聚徒讲学,传播文化,又兼通儒、释、道三学并有融合三学的思想倾向。其归隐的心理因素有多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 ,士族普遍重视对子女的早期教育。家庭教育关系到家族的存亡与个人的安危 ,其根本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教育内容上儒玄双修 ,又重视艺能教育。教学方法上重视环境教学与因材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