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赞体文探析

赞体文可溯源至上古时期,至两汉成型,先秦、两汉时期分别是赞体文创作的萌芽期和成型期。魏晋南北朝赞体文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文体形式上,都获得了丰富和发展,咏人、咏物、咏佛等题材大量出现,赞文篇幅和文体样式也有所变化创新,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蕴。     

《文选》哀伤诗中的哀伤情感流变

《文选》诗体"哀伤"类所选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作品。由于历史时代和审美意识的影响,哀伤意象大量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的创作之中,但是由于每个朝代的写作背景又有所不同,这种哀伤所具有的特质也不尽相同。建安时期的哀伤带着慷慨进取的功业之心,正始名士所产生的则是无望的悲哀,两晋时期又出现从哀叹社会向哀叹人生的变化,至南北朝时期哀伤情绪逐渐淡化。     

论《特别响，非常近》的图像叙事

乔纳森·萨福兰·弗尔小说《特别响,非常近》因其大量插入图像而引发广泛的争议。然而,作为语言或文字外的另一叙事媒介,图像之于小说有其积极的建构意义。小说中的图像呈现单幅图像叙事模式,亦表现出系列图像叙事模式,他们共同构成图像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图像与文本之间形成互文关系,图像与社会历史形成更大的互文关系。故图像叙事具有文字叙事无法比拟的审美效果及深度寓意,成为后“9·11”时代一种特定的基本语言与表述方式。     

论敦煌令狐家族在河西文化史上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原北方战乱频仍的局面下,相对比较安宁的敦煌既集聚了来自西域的佛教僧人、商人和政府的使者,也有一批中原躲避战乱的家族来到此地,敦煌成为一个具有国际性质的城市,各种家族势力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著名的令狐家族就是敦煌地方家族中的典型代表。在北魏末年社会动荡的历史转折点上,令狐家族不但在维护敦煌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安宁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而且对于佛教的进一步东传和发展发挥了自己的独特作用。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树神”崇拜与生态审美教化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记载了不少“树神”崇拜活动。“树神”崇拜活动具有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生态教化意旨,其祭祀礼仪、巫术舞蹈中蕴藉着审美意味,整个崇拜活动与初始生态审美教化是合一的,应该属于生态审美教化的一种初始形态。崇拜活动多以“巫术”为主,“巫”表演图腾舞蹈,“事神人之事”,以向所有参与者潜移默化地传达出一种敬畏“树神”,尊崇自然、爱护树木、保护生态、顺应自然,不得破坏树木的生态审美意识。通过祭祀活动以生成敬畏“树神”的心理意念,以实现生态审美教化。生态审美教化与信奉、敬畏、信仰精神密切结合,教化功效呈现出多元性,诸如“人”“树”互济与互佑、人神和煦、天地圆融、人世和睦,期盼与祈求合一。祭祀场景、祭祀仪式,一切都井然有序,使参与者通过强烈的情绪感染而获得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     

源自中原的本土宗教 新疆古代道教文化遗存小记

道教是具有深厚中华文化底蕴的中国本土宗教,形成于东汉晚期,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从考古发现来看,道教至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传入西域,当时主要在中原人比较集中的吐鲁番、哈密等地区传播。东汉末年,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大量中原人士迁移到西域,中原的先进生产方式和思想文化也随之而来。北魏时期,吐鲁番地区相继出现阚、张、马、麴四姓豪门建立的地方政权,道教也因此在这里迅速传播和发展起来。     

魏晋南北朝的离婚问题

离婚是婚姻破裂的必然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离婚现象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这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因政治原因而离婚，也有因夫妻感情破裂而离婚，因丈夫的贪淫好色而离婚，传统的因女性无子、不孝而离婚亦仍然存在。不仅男性有离婚的特权，女性也可以主动离婚。离婚对于男女双方的影响是久远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宁夏多民族交融及其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融合的高峰。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宁夏成为众多少数民族活动的场所。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借西晋王室衰微之机，以迁移、战争等方式在西北地区建立地方割据政权，不同程度控制宁夏地区，客观上促进了当地民族交融。这一时期，宁夏民族交融的方式主要有民族迁徙、民族战争、移民兴屯、统治者的自我革新和政治改革、经济文化往来，民族交融呈现出的特点主要为民族融合促使“夷夏之别”民族观念改变、民族融合推动宁夏政治经济发展、民族融合具有双向性。     

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自觉管窥

过去学人更多关注此一时期的"文学自觉",文学理论层面的自觉虽也关注,但却不够具体而微.实际上,此一时期,文学理论的自觉与感性的文学自觉是互相辉映的,而且结成了丰富的成果.这需要我们具体的梳理其自觉的各种面相,对其作出具体的历史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