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古代文学作品的多元文化形态——以汉魏六朝小说为例

古代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品都具有多元文化形态的特征.汉魏六朝小说体现了地理博物学、史学和宗教的多元文化特点,又具有文学想象、叙事、写人等小说文体元素.这种多元文化形态的存在在各个方面制约了作品的文学性,其情节、形式乃至艺术手法往往成为某种文化形式或著述动机的附着因素.文学史写作应格外注意这一特征.     

汉魏六朝辞赋与志怪

汉魏六朝辞赋的叙事性和虚构性,决定了其与同时代志怪的必然关联。这种关联主要以意象、情节和题材为典型,表现为辞赋作品描绘神祗鬼怪、虚构人神同游、幻想神仙意趣、伪托人鬼交通等。而上述表现,特别是以神女为中心意象的传统主题及其表达模式的文学嬗变,客观上证明：其一,汉魏六朝辞赋是早期辞赋在新时代的拓展;其二,汉魏六朝辞赋在吸收志怪叙事特定信息的同时,又对志怪叙事产生积极作用,以致影响着文言小说的时代走向。     

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及其它

源于道家之哲学思维,兴于<楚辞>之文学创始,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一方面在文学形态上涵括散体大赋、骚体赋、乐府古辞、文人乐府、游仙诗等,另一方面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呈展出程度不等、方式不同的传承和创变.不仅如此,"人神同游"隐含着某种固定的表达模式,其"游"中寓"忧",它往往通过文学幻想和时代演绎,表达出主体对客观世界和有限自我的超越.     

谐趣寓真意 俗赋亦壮观——读伏俊琏教授《俗赋研究》

时运交移,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观念。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以汉赋为代表的深覆典雅、铺彩搞文就是中国赋文学的标识。除此,别的赋文学样式似乎只是雪泥鸿爪,无迹可寻;而“赋”与“俗”更是不相关连。20世纪初大漠深处敦煌的机缘使得一种赋体作品带着满身尘土现身,它有着讲故事的形式,语言通俗,不事典故。     

明清之际桂西土官政治抉择之考察

明清之际,帝国边陲的桂西土官在面对清、农民军余部以及南明政权时表现出坚定的政治立场,他们奉南明政权为正朔;出兵勤王、纳粮助饷;桂西土官如此抉择不仅仅是深受国恩的报恩行为,也有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因,更有深层文化认同因素。     

明清之际士人对传教士中文著译活动的协助

明清之际的中国士人大力协助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的中文著译活动,具体表现在：第一,给传教士的中文作品进行文字润饰和修订;第二,在合作翻译过程中担任笔录;第三,把传教士传授的“天学”知识编撰成书;第四,在传教士指导下编写“天学”书籍.由于这种协助作用的存在,明清之际的中国士人实际上参与了“天学”的传播过程,并对其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华简·楚居》记载的夏商之际楚人活动地域

以古籍文献及《清华简·楚居》记载为据,研究楚王族先祖季连部落早期的活动地域;认为季连在夏王朝灭亡之后投靠了商王朝,并娶了"盘庚之子"妣佳,与殷商王朝结为婚姻。季连之裔孙鬻熊的妻子妣,生丽季时因由脅间生出而死去,巫用荆楚条把妣的身体缠包复合而葬。为了纪念鬻熊的妻子妣,自鬻熊始这一支部族开始称为"楚人"。《清华简·楚居》记载的地名也揭示了楚人先祖这个阶段向殷商王朝示好与表示臣服的活动和过程,以及楚人称为"楚"的原因。     

经今古文之争与国难之际儒学走向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章太炎、廖平二人分别代表的历史化的古文经学与哲学化的今文经学,使民国时期章黄学派与廖平门生形成两种截然分流的儒学观念。20世纪30年代,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游学江浙,问学于章太炎、黄侃,两派学人在汉宋、今古、经史等问题上往复论辩,澄清儒家哲学思想及其渊源流变成为其中要旨。章太炎以儒家修己治人之学为中心,重塑国学正统,探求民族文化的变迁;廖平门生则重构今文学义理,以秦汉新儒学整合汉宋、今古、经史之争。以此为线索,考察民国时期廖平门生与章黄学派转化传统学术的不同旨趣,当可揭示国难之际儒学的多元走向。     

《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评介

早在清末改制、旧书院退出历史舞台不久,学术界的相关纂述便已陆续贡献于世,胡适之的专文《书院的历史与精神》《书院制史略》,盛朗西的专书《中国书院制度》,至今犹为论者所盛称。由胡文算来不到一世纪,书院研究已蔚为庭户广大的专门之学,硕师英彦钜制鸿篇梓行海内外者不可胜     

我国选官制度的演变及启示

我国具有深厚的吏治传统。早在战国时期,国君重用贤能几成风尚,并一度成为强国之要,所谓"人存政兴,人亡政息",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从选官任官的角度来看,这种重用仁人志士的模式,应该为我国最早的选官制度。到了秦汉之际,国家的形态日趋完善,选官制度也有了"制度化"的发展,当时形成了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