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汉魏六朝译经语料引用时的几个问题

汉魏六朝是汉语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翻译佛经作为此时期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语料之一,已越来越多地被学界引用和研究。在引用和研究汉魏六朝译经语料时,学界多以《大正新修大藏经》为版本依据。具体考察目前有关研究成果,发现在上述译经语料引用中存在轻信题署、忽略版本异文、轻信不当断句三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或轻或重地影响了研究结论。     

论汉魏六朝文人俗赋

汉魏六朝文人俗赋冲破了辞赋宫廷化、贵族化的藩篱,将眼光投向社会下层和世俗人生,题材内容丰富,构思巧妙,风格诙谐,在传统文人雅赋之外别立一格,使赋坛上雅俗共存,典丽与通俗兼容,大大丰富了汉魏六朝赋坛的景观。同时,我们又清楚地看到,文人俗赋数量不多,创作队伍不大,发展举步维艰、徘徊不前,在雅文学的夹缝中浮沉挣扎。这种局面实在是汉魏六朝雅文学强势地位的结果,也是文学为贵族所垄断时代之必然。     

明清之际士商关系问题研究

明清之际,商业经济的发展,江南地区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以及新市民阶层的崛起,使得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遭到破坏,出现了"工商亦为本业"的思潮,传统士商关系开始发生巨大裂变.士商渗透、官商融合、弃儒就贾、亦贾亦儒渐成风气,中国特有的儒商精神也在商业实践中日渐形成,在明清社会经济思想文化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院清风浴古今——小识银冈书院

明清之际,有“九边之端”、“北门锁钥”之称的辽北银州古城,齐聚了大批中原文人、学者,出现了文教复兴、文运遐昌的历史文化盛况。银冈书院就诞生在这种特殊的人文历史土壤。     

两汉之际的外戚政治与赋学转捩

外戚与赋家在大汉帝国政治体制中占据不同位置,赋家代行王言试图襄赞王治,外戚代行王政却遮蔽王权。这种矛盾使赋家生存空间被压缩,流离失所,怨愤愁苦,进而促成两汉之际辞赋的一系列转变:体式由铺张大赋向骚体小赋复归,内容由郊祀田猎变为野外征行,主旨由讽颂并重转向颂扬为主。两汉之际外戚政治对赋学的影响,以赋家个人遭际为媒介,以理性反思为终结。赋家通过不断追问天命与美政,淡化了外戚政治留下的伤痕,在对东汉礼制社会的建构中,重拾对皇权的信心,实现了精神自赎。     

弘光政权建立之探微

明朝灭亡之后,北京的官绅已经出来拥护大顺政权了。但清朝进入北京后,人们不愿意接受满洲这个异民族的统治,而希望在南京建立以朱家皇室后裔为皇帝的新政权。清朝刚入北京即颁行带有民族歧视和民族侮辱的“剃发令”,遭到人民的反抗,抗清斗争风起云涌,分别拥立明朝藩王以号召民众,这种斗争需要一个新政权来组织领导。李自成的无暇南顾,使河北、山东以及苏北的大顺政权被明朝官军和地主武装所摧垮,这对建立新政权极为有利。清兵占领北京之后,汉族官绅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把希望寄托在即将建立的新政权上。大量的商人和市民也纷纷南来,使新政权具备了人心条件。拥兵自重的明朝将官等待观望,坐视清兵长驱直入,甚至攻城掠地,祸国殃民,此时正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组织军队,重整河山。弘光政权一经建立,豫、鲁、苏、皖和江北地区原明朝官员和地主武装起而应之。弘光政权的建立确实符合了明朝大多数官绅和民众的愿望。     

九锡制度与汉魏禅代——兼论九锡在三国时期的特殊功能

“汉魏故事”是帝制社会中禅让的代名词。曹操加九锡,封公建国,曹丕因之而终于完成汉魏禅代,从此九锡成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时期权臣易代鼎革的工具。九锡殊礼的授予是禅让的前奏,由此形成了一套繁琐的禅代礼仪。三国时期,帝王还利用九锡来笼络羁縻敌国或地方割据势力,这是九锡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的另一种特殊功能。     

出必孔明，处必渊明：论宋元之际士人理想范式的生成

仕与隐的矛盾向来存在,宋元之际尤为突出,入仕机会的缺失进一步激化这种矛盾。陶渊明所象征的隐士风骨与“不书甲子”之忠为士人心态中的“隐”提供了寄托,诸葛亮忠臣与儒生的形象又为士人树立了“仕”的典范。诸葛亮与陶渊明形象的相似性与互补性形成一种进退皆有道的理想模式,二人的并称也随之定型于宋元之际,“出必孔明,处必渊明”为此时的士人提供了消解仕隐矛盾的精神范式,也影响着后世士人。     

唐代诗人的雅号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到了唐代诗歌达到了鼎盛时期。唐代不仅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也因作者个人风格不同,留下了许多有意思的雅号。现整理如下,供大家品味。"诗骨"陈子昂其诗词意激昂,风格高峻,大有"汉魏风骨",所以被誉为"诗骨"。"诗星"孟浩然孟浩然与王维合称为"王孟",以写田园山水诗为主。因他未曾入仕,又称"孟山人"。后世极为推崇他的山水诗。清代文人陆风藻在其《小知录》里说"诗星,孟浩然也",因此孟浩然又有"诗星"的雅号。"诗杰"王勃其诗流利婉畅,宏放浑厚,独具一格,人称"诗杰"。     

易代之殇：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屠城事件研究

以“嘉定三屠”“江阴之屠”为代表的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屠城事件广为人知，但学界探讨较少。经考订，明清之际江南地区至少有十座府县治所城市遭到屠城，接近总数的四成。清廷奉行“抗拒者诛”的屠城政策，有意将屠城作为政治、军事策略使用，是导致此时屠城频发的重要原因。其将屠城归于刑诛之列的做法，则是实现政权合法化的策略之一。屠城的具体过程与组织手段也能体现屠城作为政治、军事策略的内涵，彰显了清朝政权与前线将卒围绕屠城的“合谋”关系。清初各地盛行的屠城谣言则反映了普通民众对屠城的认知，应被视为民众在社会危机时的自我保护手段，具有反权力的性质，由此可窥见明清国家与民众的微妙关系。总之，江南屠城具有明确的政治、军事属性，与社会心态、谣言传播、官民关系等社会文化现象也有关联。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增进对明清之际时代环境的认识，亦可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国历史上长期延续的屠城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