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任侠主题

描述、歌颂游侠形象,开掘、赞美任侠精神,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一个传统文学主题。这个传统文学主题的创立、扩展,既是当时社会现象的反映,又是与当时的时代思潮相关联,适应了寒士阶层的历史性斗争的需要。     

“以古为律”——盛中唐律诗创作的一个倾向

律诗定型后,基于对律诗弊病及古、律诗区别的清醒认识,盛、中唐有些诗人在重古轻律思想的驱使下,借鉴古诗的创作精神改造律诗,出现了"以古为律"的创作倾向.独孤及、元稹、白居易和<文镜秘府论>对此都有理论表述;杜甫天宝后期的律诗继承了汉魏古诗的传统,是唐人所说的"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宋以后诗论家多从创作技法探讨"以古为律",这与唐人多从创作精神来谈有所不同.     

论汉魏六朝书信体散文对“骈文化”创作倾向的继承与发展

本文主要从继承与创新两个角度论述了汉魏六朝书信体散文的"骈文化创作倾向",全文论述角度更加偏重于这一时期书信体散文文体形式上的发展与创新,而这种发展与创新主要是从语言句式的对偶、四六句式的对仗、音韵声律的和谐以及用典技巧的运用四个方面来加以体现的。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使读者对汉魏六朝书信体散文"骈中有散,散中有骈,骈散相间"的文体形式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     

汉魏古诗的生成方式与古诗交叉传播

汉魏古诗是中国文人诗歌创作的早期阶段,当时"歌"与"诗"在观念上尚未明确区分,文人对"用诗"与"作诗"也无明确的意识,因此出现了歌辞徒诗化与文人拼凑歌辞作诗等多元的古诗生成方式,以及音乐、文本两种传播方式并存、交叉与相互转化情形。后世文献是在"歌""诗"观念逐渐明晰,文体意识日益增强的观念下进行的,面对汉魏古诗这种多元的生成方式和多种传播方式交叉并存情形,学界产生了对其性质认识上的矛盾,后世文献著录对其或"乐府"或"古诗"的认定,也形成了"古诗十九首"是"乐府"还是文人"古诗"的跨越漫长历史的学术争论。     

论汉魏六朝的献赋现象

作为汉魏六朝文学原生态的重要构成,汉魏六朝的献赋活动是认识这一时期政治和文学之关系的重要角度。两汉的献赋活动不但促成了汉代赋体创作的空前繁荣,而且成为影响后世的重要传统。六朝的献赋活动和两汉献赋传统的一个大的不同,是受诏作赋的情况更加多样化,尤其是君臣同赋或令臣下同赋的情形大量出现;在功能上,则是文学本身的特性显得更突出。这是六朝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汉魏六朝献赋活动的基本机制,是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献赋成为皇权政治的重要点缀和庙堂文学的重要构成,它体现了皇权的尊贵,彰显了朝廷的美政以及士人的政治热情。汉魏六朝的赋体乃至整个文学的基本性质仍然是以皇帝和诸侯王为主导的、以政治和政治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庙堂文学,当时的大部分文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仍旧是宫廷文学侍从的角色。     

汉魏之际主流才性观的发展

桓灵之季的主流才性观遵循儒学阶层理想主义的才性体用本末合一的要求,建安前后的主流才性观则发展为曹操制度化的现实主义的才能至上原则。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汉末权势阶层争夺政治人物标准的阐释权,体现了才性观的阶层性、时代性特征和才性问题在哲学角度上一般性和特殊性、抽象性和具体性的统一,承载了汉末哲学的时代性课题。汉未哲学中人性论内涵,个人目标与社会标准的统一途径,对人的规定性的不断演进,表现了中国哲学的入世特征,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碑刻文献的巨著,文史研究的宝藏——《汉魏六朝碑刻校注》评介

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的重点科研项目成果(教古字[2000]191号)、毛远明先生校注的<汉魏六朝碑刻校注>,于2008年由北京线装书局出版,全书11册(第11册为碑刻目录索引),精装8开本.     

汉魏六朝的珍贵语音资料 --"声辞合写"乐府诗

沈约《宋书·乐志》收录了一些汉魏六朝时期的“声辞合写”的乐府古辞。所谓“声辞合写”就是将歌词与虚词(有声无义)以及音乐、舞蹈术语一起记录。原本是歌词用大字书写,“声辞”用小字书写;后来大小字不分,因此,无法解读,遂成千古之谜。另外,乐工在抄录时用了若干音同、音近的别字。现在这些乐府古辞大体上已经被解读出来,这就为汉语语音史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语音资料。     

论汉魏六朝笔记小说的叙事风范

汉魏六朝是中国叙事传统发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基本事实是:由子、史传统衍生出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轶事小说),即笔记小说,表现出一系列与正史和辞赋有所不同的叙事风范.在注重文笔之辨的时代风气中,伴随着"谈助的名士化"和"传记的见闻化",笔记小说的叙述呈现出四个显著特征:不注重人物生平的完整性;大量采用限知叙事和存疑语气;风格简淡,有别于史家的庄重和辞赋的绚烂;而粗陈梗概,.删削细节,则意在回避现场感,与辞赋之致力于强化现场感迥异,也与并不完全排斥现场感的史家有所不同.     

纸张的广泛应用与汉魏经学的兴衰

汉魏之际,今文经学逐渐式微,古文经学先后被立为官学,一跃而成为当时学术主流.经今、古文学派地位的更替,自有其学术自身发展与政治需要的原因,还与文字载体的变化密切相关.东汉末年,纸张使用的逐渐普及,有助于古文经学走出民间,引起更多关注.由此看来,文字载体的进步,对于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与转型,确实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从纸质文本到电子文献,网络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也必将成为当今学术发展或转型的外在驱动力,对此,我们应当予以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