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的城镇化体系和工业化进程——武汉城市圈与东部三大城市群的比较研究

文章对武汉城市圈和中国东部三大城市群的城镇化体系及工业化进程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剖析了武汉城市圈在中部崛起中的优势与劣势。研究表明,工业化是城镇化和城市群发展的基石,提升城市群的竞争力需要培育地区创新创业精神,依靠技术创新大力发展产业集群。     

数据中部

一个城市群中部现有城市147个,其中超大、特大城市各1个,大城市34个、中等城市74个、中小城市33个、小城市4个。以武汉为龙头的中部城市群已经形成五大城市圈:武汉“1+8”城市圈(武汉、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长株潭城市圈(长沙、湘潭、株洲),昌九工业带(南昌、九江、景德镇),郑洛汴工业轴(郑州、洛阳、开封)和安徽“一城四市”经济区(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它们对整个中部以至全国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两大经济带中部城市大多沿长江、京广线集聚分布,形成十字形构架。纵向贯通中部的京广线…     

基于集对理论的"两型社会"综合评价模型

文章在集对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两型社会"综合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价和分析.     

中国城市群治理:功能变迁、结构透析与湖泊效应

伴随着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区域流"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各城市拧合为一个系统整体。大都市从"极化效应"到"扩散效应"的变迁存在着双重路径,与西方大都市的主动扩散不同,当代中国大都市的功能扩散很大程度上是生态资源瓶颈约束下被动的功能疏解。"湖泊效应"提供了一条城市群协同发展的新路径:核心大都市与周边区域通过诸要素的良性递进循环形成结构有序、功能互补、互利双赢的区域新气候。城市群共同体本质上是利益组合,各城市合作收益分享度取决于城市所拥有的资源体系、区域决策影响力与区域治理话语权。只有当城市群共同体能有效满足各城市利益需求,共同体才能维持稳定的存在和发展。     

基于关中城市群下浅议渭南加快发展的策略

关中城市群是国家从战略层面重点发展的重点区域之一，而作为关中城市群的重要城市—渭南，也伴随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快速发展起来，但是当前渭南发展不优，产业层次落后等相关问题也慢慢浮现出来。本文试图探从关中城市群的整体来探讨渭南的发展策略，避免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出现“千城一面”等问题，同时，也为渭南发展提供一些建议型意见。     

中国城镇化与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研究

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9年间,一直处于西方列强欺压、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国破家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没有自己的工业。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本谈不上发展与城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才真正在世界上站起来,这也才有了发展经济和推进城镇化的环境与条件。因此,研究城镇化与农村土地就必须先梳理历史,用创新思维来提出新思路。     

基于城乡统筹的城市群发展阶段划分与判定

城市群作为独特空间结构的区域,客观存在着发展的阶段性。影响判定城市群发展阶段的因素很多,针对不同国家的标准可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文章在对国外城市群考察和参照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城乡统筹的客观实际,设定了经济发展度、城镇整体发育度、城镇间相互作用度、城乡统筹度、基础设施建构度等5项一级指标和18项二级指标,侧重考虑城市群的发展态势,尝试用发展的、动态的指标对国内主要城市群进行了阶段划分。     

对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的几点思考

党中央、国务院继在“十一五”规划中作出中部崛起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决策后，又将“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落户在中部两大城市密集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这对武汉城市圈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城市群内涵、外延辨析与新城市群建设

一、城市群的内涵 从归类的角度讲，学术界把城市群的内涵主要归为以下几类：城市空间论、城市体系论、经济区域论、经济网络论、集合体论、功能地域论、城市圈论、区域系统论。虽然学术界对城市群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就其本质的内涵与外延而言，笔者认为城市群主要包括以下6个方面的内容：     

实现“十大对接”加速融入进程——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一座城市不是孤立、封闭的系统．它与邻近的区域和城镇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可以说每一座城市都是区域性城市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特大城市和超级城市及其所形成的城市之间和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地带．共同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有机整体．如泛珠三角是“9＋2”．长三角是“1＋15”，武汉城市圈是“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