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才尽"新解

自钟嵘《诗品》评江淹才尽后,古今论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其才尽的各种原因。本文依据江淹创作历程的发展轨迹及其情感的起伏变化,认为江淹才尽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主体心志的衰竭与情感的枯萎。     

从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看玄言诗的发展流变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选择了从汉末到刘宋时期三十位作家的作品进行模拟,反映了江淹对五言诗诗歌发展的品评观念。因为模拟的过程蕴含着不以理论表述,而是通过对原作的改造(顺应与背离,增加或删除)而反映的文学思想。基于此,文章通过具体分析《杂体诗三十首》中有关拟玄言诗的部分,发掘出江淹及南朝文人对玄言诗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过程的理解,这从拟诗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玄言诗这段文学史的新视角。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之杂拟手法探论

江淹选取从汉代到刘宋三十位诗人进行模拟,取名“杂体诗”,意为诸种体式相杂而成.《文选》选诗特设“杂拟”一美,将其三十首诗全部收录.江淹在对具体作家进行模拟时,采取“杂拟”的创作手法——将所拟作家的不同诗歌题材、内容、风格看作一个整体,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再创作.针时于此,以其中五首诗为例,探讨这种创作手法的使用对于诗人个体风格的确认和汉魏六朝诗歌题材的定型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贬谪吴兴之旅对江淹诗文创作的影响

江淹31岁时被贬闽北吴兴,三年的贬谪之旅对江淹来说是人生的一个重大事件,从个体生存来说是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他不得不凿山为室,与野兽比邻,忍受冬天严寒与夏天酷热的考验.从文学创作上看,江淹被贬之后创作题材的选择不再是此前的拟古,而是根据自我抒情的需要多数作品选择了植物意象中的青苔、人物意象中的屈原,创作的情感基调则以悲伤哀怨为主.贬谪生涯使江淹的创作达到了高峰,其所有重要作品几乎都作于此时,贬谪吴兴对江淹的创作起了极大的提升作用.     

江淹作品的道家倾向

南朝时期,道教盛行。很多文人不仅思想上尊崇道教,创作中也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道家倾向。谢灵运、沈约等人表现尤为突出,一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而同处南朝的江淹则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纵观江淹现存的作品,其中的道家倾向非常明显。忽略此点,就不能很好地把握江淹作品的创作思维和艺术成就。文章从确凿的史料出发,论述了江淹作品道家倾向形成的原因及其在游仙和玄言两个方面的具体体现。     

江郎未必才尽

江郎才尽之说沿用既久,但其典故本身值得仔细推究。江淹后集虽然亡佚,但通过旁证或反证的方法可以得出,江淹永明时并未才尽,其建武间“才尽”亦事出有因。概言之,江郎未必才尽,江郎才尽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三十个角色与一个演员——从《杂体诗三十首》看江淹的艺术“本色”

拟古相当于扮演古人.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既是对三十家各具特色的古代诗人风格的模拟,也是对三十位古人的扮演.在拟古作品中,亦不可避免地表露作者个人的情感倾向和表达习惯.文章着重从字法、句法、语气、口吻、意象等角度,通过<杂体诗三十首>与江淹其他作品的比较与举证,揭示<杂体诗三十首>中所体现的江淹个性特点.以往<杂体诗三十首>的研究者较多注重江淹拟作与被拟诗家的比较,以江证古,或以古证江,本文的重点则是以江证江,试图说明江淹如何在三十家总杂诗风的基础之上,表现独一无二的自家本色.     

江淹山水诗的结构特色及其意义

江淹的山水诗多用“望”字统领,以便于描写远望之景,亦有助于抒发悲哀之情。这种以“望”字领起全诗的结构特色对谢灵运事—景—理的结构模式是一种突破,同时也有利于山水诗向情景交融的方向过渡。江淹山水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于此可见。     

“五色笔”的继承与差异——江淹、郭璞创作之比较

《诗品》和《南史.江淹传》中,一支“五色笔”奇妙地将魏晋南北朝时期两大诗人郭璞和江淹联系在了一起,而这同样怀抱“五色笔”的二人在创作上却既有继承又有差异：笔下色彩同样艳丽缤纷,但却是前者明亮后者朦胧;选择的意象同样奇幻,但却是前者飘逸后者虚渺;蕴含的情感同样忧郁,但却是前者痛苦后者绝望。一支五色笔,揭示出的不仅仅是郭、江两人创作上的联系,更是两人文化意义上的承袭与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