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黄世仲新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理论

黄世仲是清末新小说创作的代表人物 ,他先后主办过多种小说报 ,创作了大量的长、中、短篇小说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长篇小说 ,其数量在 1 6部以上[1] 。同时他又是新小说理论的倡导者 ,在清末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因其政治背景复杂 ,长期以来对其专门的研究和论述甚少 ,本文拟作粗浅探讨 ,以抛砖引玉 ,引起文学史家的注意     

时间之伤与个体存在的焦虑——试论白先勇的时间哲学

本文从存在主义时间观入手,讨论了白先勇小说的时间哲学:一种偏执的悲剧性的时间焦虑症。白先勇早期小说揭示了生命本能对时间喻示的非存在的抗拒与畏惧,成熟期的《台北人》、《纽约客》中,时间之伤渗透到对中国现代历史荒诞性和与此相关的个体命运的反思性叙述中,微观破碎的个体回忆性叙写形式隐含着私人化历史建构的倾向。存在主义的时间观念与民间佛教的人生无常感悟互相融摄,共同造就了他的诉说和纾解个体存在焦虑的时间哲学。     

文化怀乡：沈从文创作的意义

本文运用文学—文化批评的方法，试图重新阐释沈从文创作的意义。文章在较为广阔的背景下，考察了沈从文创作“怀乡”的文化渊源及其艺术实践，并在２０世纪世界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对沈从文重建“精神家园”的文化选择作出了价值判断。     

论红学的边界性

《红楼梦》自诞生以来，被当成各种属性的文本，它在不同的学科领域被接受，而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红楼梦》的阅读现象都呈现出一种边界性。这根源于文本《红楼梦》的边界性，它本身具有小说学、经学、朴学的因素。这种边界性正是红学的生机之所在。边界性不等于混乱与无充，从方法论看，红学具有两个世界；事实还原的世界和意义诠释的世界。     

梁启超为什么能推动近代小说的发展

晚清的小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一繁荣与当时的城市发展市民人口的增长并不同步,而是由梁启超发动的小说界革命所推动的。梁启超的努力适应了当时小说家安身立命的需要,他们自觉响应梁启超,政治小说成为当时小说的核心。梁启超的小说观念适应了士大夫文学观念的需要,他们抛弃了鄙视小说的看法,参与到小说的创作和阅读中来,他们对梁启超的认同,大大扩大了小说的市场,帮助小说繁荣。     

拓女性写作天地，谱女性话语篇章——-从《叔叔的故事》、《长恨歌》看王安亿小说中女性话语的建构

王安忆的小说擅长通过象征、暗示等手法表现女性的人生经历及她们的内心困惑、抗争,以突现女性的价值意义。她的小说《叔叔的故事》、《长恨歌》,从女性经验出发,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建构着女性话语,呈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成功地实现了反男性叙述。     

沈从文创作心理三部曲

沈从文家世的衰落和在社会(主要是在北京)遭到的拒绝使他产生了自卑心理,在摆脱自卑的重负和与城市搏斗的过程中,他形成了“乡下人”的审美立场,构建了城乡异趣的文学世界,从而使自己获得了自尊,达到了生命中的“高峰体验”,进而达到超越自卑的境界,成了“自我实现的人”。在心理的迁移过程中,沈从文的创作呈现了三部曲:感伤/回忆—嘲讽/抒情—白描/写实。在此基础上,《边城》意蕴、《长河》残卷也有了新的阐释。     

论白先勇小说的审美意识

白先勇的小说以深沉的历史厚度与文化内涵而见长,传统文化的内蕴进入他的小说后,呈现出极其炫目的审美色彩,而这一切都是其审美意识的外化,他追求一种浓重的忧患意识,而小说亦因此而呈现出无法化约的感伤色彩,在美学载体上则表现为扑朔迷离的色调的运用。     

我所认识的汪曾祺先生

我认识汪曾祺先生,是读他的小说《异秉》、《受戒》和《大淖纪事》等等,感到有特别的味道。相比较而言,我尤其喜欢《异秉》写的与药铺相关的故事,因为我从小在中药铺里长大。我感觉汪先生的小说很沉静,与新时期那一批反思感伤类的时尚小说大不相同。而对汪先生最初的感受是听他的讲话录音,不见其人先闻其声。大概是1980年吧,朋友给我捎来一盘磁带,是丁玲和汪曾祺的讲课录音。听丁玲的讲话,感觉老太太气势很盛,那种居高临下的味道,通过一部破录音机还原,多少有点失真地传达给了我。老太太说了些什么,我不太记得清了,但对她说起美国的牛仔裙,…     

论林纾翻译小说的爱国动机

在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 ,林纾甘做“叫旦之鸡”。他在译著的序、跋中大声呼吁 :国人应放弃中国文学优于西方的民族偏见 ,积极向先进的西方国家学习 ;要多读译作 ,以开阔自己的视野。他希望自己的译作能鼓舞国人的爱国热情 ,奋起抵御外侮 ,以达到救国保种、富国强兵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