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沉默权

沉默权（The right to silence）起源于十七世纪的英国,在利尔伯案件中,利尔伯以“自己不能控告自己”为由,对司法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并且得到最高立法机构的认可,从那时起沉默权就成为英国刑事法律原则之一。后来,沉默权在大多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中予以确认。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否真正享有辩护权的基础之所在。是否确立该权利及是否建立保障其实现的程序机制,不仅体现出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对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等相冲突的诉讼价值的选择态度,     

论我国沉默权的建立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否真正享有辩护权基础之所在。是否确认权利及是否建立了保障其实现的程序机制,反映出一国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状况和刑事诉讼文明进步的程度。在我国,由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一直在定罪尤其是量刑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而沉默权却长期为人们所忽视,或者说根本没有被人们所关注。本文意在对沉默权作简要介绍,并就沉默权在我国的确立作一探讨。     

疑罪从无在我国审判实践中的艰难展开

所谓“疑罪”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真的犯罪,有罪还是无罪,罪行轻重难以确认的情况下,依照1996年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原则,实行“疑罪从无”.在现代刑法理论里,这一原则体现着“有利被告”思想,也是刑法无罪推定的思想体现.在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链条的情况下,且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情况下,推定被告人无罪.这一原则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把保障人权写入了法律,这是现代司法进步和文明的真实表现.     

论沉默权的现实性

沉默权符合自然权利,是对抗制诉讼模式的要求,我国确立沉默权是促进刑事诉讼民主与公正、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提高办案效率和科学办案能力的需要。具体实施上应设置沉默权告知程序、限制讯问时间、保障在押嫌疑人的会见权和通讯权等,同时应明确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利,修订审判阶段的讯问被告人程序。     

浅议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沉默权的确立及保障

沉默权具有古老的传统，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将沉默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其中美国的米兰达规则令沉默权变得家喻户晓。我国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加入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条款，第一次正式在成文法中写入了沉默权，但由于没有配套的保障措施，这一条款目前只能是一种难以实施的理念。     

对我国沉默权制度的构想

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由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中国目前仍然没有从立法上确立这项制度。尤其是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开始后,关于沉默权制度确立的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法学界的热点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方面分析和论述这个问题。本文中,笔者首先对沉默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粗线条式的描述,揭示了沉默权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和历史条件。而后,分析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从两个方面即沉默权制度确立的必要性和沉默权制度确立的可行性,回答了我国是否应当确立沉默权制度的问题。最后,笔者就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具体构想,包括我国所确立的沉默权制度应该选择何种立法模式,以及应该从哪些方面为沉默权制度的确立扫清障碍,得出了沉默权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的结论。     

中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探讨

通过对沉默权的含义及历史发展、沉默权与口供、沉默权与刑法制约、中国法制文化传统的描述与剖析 ,揭示了沉默权制度在中国刑事法实务中受阻的各种原因 ,主张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 ,有条件的在中国部分地区确立沉默权制度     

沉默的理由和限制

近年来,是否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成为我国法学界、司法界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沉默权制度的概念和本质以及确立的理由和必要性的论述,认为在刑事诉讼中确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文中还构想了我国沉默权制度的主要内容,同时认为在建立沉默权制度时,必须全面把握其运行机理,并结合我国国情,对其作必要的限制,以将负面效应降低到最低限度.     

浅谈我国刑讯逼供行为及预防措施

虽然刑讯逼供已被我国法律所禁止,但在实践中这种审讯方式依然存在。探索如何在司法实践中防范(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具有其研究的必要性(已是当务之急)。应当分析我国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参照国内外相关立法,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权、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沉默权、司法人员不得强迫嫌疑人自证其罪等一系列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体制及证据规则,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为公正司法提供一定的建议。     

我国确立辩诉交易制度的必要性

辩诉交易作为一种特殊的纠纷解决方式，以沉默权和求刑权的存在为基础，与我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存在显著差异。目前，我国已具备了确立这一司法制度的必要性，但其设立应具有符合我国国情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