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的学术贡献

本文对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评述 ,归纳分析了其中的三大重要学术成就 ,即对《文心雕龙》论文之根本的理解把握、对刘勰基本文学原理的细致剖析以及对《文心雕龙》之现实针对性的深刻揭示。这些理论成果标志着现代《文心雕龙》研究的深入发展     

中西语言观的差异与审美境界的生成

本文从中西哲学对道的不同理解入手 ,试图为中西古代语言观的差异找到原因。在西方 ,无论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逻各斯 (Logos)与神的隐性统一 ,还是中世纪的“Word”的“三位一体” ,都体现出强烈的神本体论倾向 ,而语言作为神性的集中表现 ,它就是神的现实化。因此 ,西方近代以前的神本体论实际上和语言本体论并行不悖 ,语言在西方具有本体意义 ,语言和道契合无间。但是在中国 ,以“道法自然”为基础的自然本体论对语言的重要性只是作了有限的强调 ,认为语言与道之间有差距 ,这种差距甚至要通过“象”来沟通 ,以此为基础产生了中国古代对审美境界的探讨。审美境界 ,是以言、象为基础 ,以超越为手段 ,以道为旨归 ,以“游”、“忘”为心理特征的生成性心理空间。     

北魏道武帝对汉士人的任用

道武自立国后,积极延纳汉士人,随才任用,汉士人在北魏仿汉制建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有的汉士人权力一度显要,在政权结构中有一定影响力。但当时军事为根本,汉士人在军国大事决策中不起多大作用,在军事方面更几乎无所作为,只是拓跋政权的附庸,所以不能对汉士人的地位和作用估计过高。二者之间有矛盾,但不能夸大,有的仅是个人性的。利益一致性之处使他们有合作,但仅仅是潜层次的。     

孔子的成人之道及现代道德教育启迪

孔子的“成人”既具有持续性和长期性,又具有全面性和完整性,从而形成了一种“双线式”的结构。它在纵向上展开为“成人”的历程和阶段,在横向上展开为“成人”的方面和环节。围绕着双线式的核心结构,并遵循着统一、协调、中庸等所谓平衡的原则。“成人”思想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成人之道,奠定了“儒家式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这一理论整合了道德养成和人的发展等诸多因素,有效地发挥着完善个性人格和柽升人生境界的功能．对于当代来成年人的道德教育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卫礼贤与“道”——《中国哲学导论》中“道”的一词多译之探究

本文通过对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卫礼贤的最后一部哲学论著《中国哲学导论》(1929)的翻译和研究,整理归纳了卫礼贤对中国哲学的核心词“道”的五种不同译法,深入剖析了他如何用“一词多译”的方法,对中国哲学史上不同文本、不同哲学家、不同时代及不同思想维度中的“道”进行诠释。同时,本文以术语学(Terminologie)为研究方法,聚焦于卫礼贤用来翻译“道”的几个德语哲学术语,并对这些词汇进行溯源。以此为切入点,本文分析了卫礼贤作为对中国哲学与德国哲学均有深刻理解的汉学家,有意识地从跨文化比较哲学的角度出发,将“道”转换为德国哲学中与之相匹配的哲学概念,并将其介绍给德国思想界的路径。重新审视卫礼贤对“道”的“一词多译”,在加强当今中外文化互鉴和中文著作外译方面具有积极且重要的作用。     

争于庙堂的道器与中西——同治五、六年间的天文算学馆之争

同治五、六年间,朝廷同意总理衙门的奏议,在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令科甲正途学习西方天文算学。此议受到许多士人反对,但这不仅是士大夫中“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派”别之争,更是朝廷凭借自身权力改革登进之途、以求使士人接受“西器”而引起的冲突。士人抵制朝廷旨意的现象,反映的不仅是近代“西”对“中”的冲击,也是“器”对“道”的挑战。所谓西潮的冲击,除了需要从中西的维度进行理解外,道器的维度同样不可忽视。     

"说不可说之神秘"的"重玄之道"——成玄英重玄学话语策略与思想底蕴总论

以“重玄”名家的唐初学者成玄英的老庄注疏不是音韵训诂的朴学,而是侧重于义理上切身领悟、大力承继老庄置身于“在世之在”的特定语境而阐发的对人生根本困境的“终极关切”、“真精神”,是对原始道家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这种解读以道为本,援佛入道,将“玄之又玄”的老庄道家之道“创造性地误读”为一种历史新范式─—“重玄之道”。其思想底蕴乃为排谴“在世之在”存在论的悖谬与苦痛。     

出土文献所见秦汉“道”政区演变

本文利用近三十年发现的出土文献,对秦汉“道”政区演变进行分析。文章指出,目前明确可知秦代至少设置12道。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至少载录23道,反映了吕后初年汉朝直辖区域“道”之设置与长官秩禄级别。依据《秩律》推知,秦道长官皆称令,秩级为六百石。西汉初年增置五百石秩级的道,道长官称谓出现令、长之别。西汉中期以后道长官秩级进一步降低,以道长为主。相较于县,道之长官秩级普遍偏低。道始创时间约在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与秦国伐灭义渠戎后管理众多内附游牧民族有关。秦汉道的数量和地域分布十分稳定。战国末年至汉初,道皆设置于秦国旧地边疆,不在六国故地置道。只有汉初的长沙国为了应对南越国军事进攻,在湘水上游置道。汉武帝以后,不再于新开拓的边疆地区置道,道之地域分布格局最终奠定。秦道的数量不超过20个,西汉道的数量不断增加,至哀帝时期达到峰值,随后数量逐步降低。     

蔡济恭汉诗意象与中国文化之关联——以儒、释、道思想为主

朝鲜朝后期宰相文人蔡济恭的汉诗作品“意象”纳用具有儒、释、道思想融合的意象,构成了作品的“意境”美.从“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方面来详细解读蔡济恭作品,体味其“意象”的情感表达以及其汉诗创作所独有的“雄伟杰出,大家手笔”之魅力,可以有效表现其汉诗作品思想内容与中国文化的关联.     

楚文化对老子“道”的突破的影响SSCI

老子"道"观念的形成,是先秦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其标志在于"道"之体系形而上的超越性。通过与同时期其它思想的对比,可以发现老子哲学之所以有这样的突破性是受楚文化的影响。楚人的宗教世界以"无‘上帝’的泛神崇拜"原始宗教观为核心,又富有浓郁的"神巫"风气,这使得楚人与鬼神的关系"亲近友善",楚人的思考以"自我"和"个体"为本位。这种与周文化有极大区别的独特地域文化,为老子哲学形而上的突破提供了文化土壤,使"道"的概念得以在宇宙观念系统尚未成熟、思想相对大胆自由、文化充满浪漫神秘色彩的环境中实现哲学超越;而"楚巫"风俗中"天人不隔"的观念、"巫者"超离现实的形象特点以及楚地神灵"东皇太一"的神格形象则成为了老子"道"之形象的具体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