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理性:二月河历史小说的哲理意蕴

二月河的清帝历史小说能够赢得接受大众的广泛认同,缘由之一就是他在艺术与历史的有机融合中以清醒的哲理意蕴追求,突出了对人的生存与生命意义的关注,即人的实践理性精神的张扬。这种实践理性精神正是康德倡导的超越了感性欲望和个人幸福与自爱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意志动机下的行动意识。它集中体现在二月河对康、雍、乾三代帝王尤其是雍正皇帝及辅佐他们的一批重臣贤相等艺术形象的塑造上。由此进入文本,也许可以克服那种拘于历史事实或囿于宏大历史叙事的某些偏见。     

也论富河文化经济形态

富河文化是在西拉木沦河以北发现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富河文化的经济形态同样为复合式的。渔猎是富河文化时期的先民们最重要的经济活动方式,采集和原始农业是富河文化的补充性经济部门。富河文化的先民们已经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阶段。其陶器发展水平较低,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其社会经济结构的状况。     

日据台湾时期"以华制华"战略的运用

日据台湾 5 0年 ,以数百万台民为役使对象 ,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推行“以台制台”政策。为配合日本政府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总督府一面隔绝台湾人民与大陆之间的往来 ,一面驱使大批台人渡海登陆 ,“经略对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本为顺利“南进” ,不断派遣台人奔赴东南亚各地 ,破坏华侨的爱国抗日运动 ,打压华侨的政治经济势力。日据台湾时期 ,推行“以华制华”战略 ,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     

误读的小说和小说的误读———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的历史叙事化借用传统文化资源的经验和教训

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 ,煌煌 13卷 ,凡 53 0余万言 ,一经出版便引起了接受大众广泛的赞誉和评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遗憾的是 ,在这种热闹场景的背后 ,人们对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的审美特性产生了误读 ,认为小说文本存在有较强的戏说性 ,蕴含着浓郁的帝王形象仰视心理 ,并把它归结为历史小说创作基本功欠坚实所致 ,窃以为此说谬矣。我们应该根据二月河创作的得与失 ,在他化用传统文化资源的方式、与传统文化沟通的途径和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 ,对传统文化资源借鉴的程度等比较深的层面进行探究和考察 ,为历史小说创作提供经验 ,这才是研究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的意义所在     

从区域文化角度比较唐浩明与二月河历史小说的差异

唐浩明、二月河是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两位突出代表,理论界对两者历史小说的批评一般停留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和雅俗定位上,缺乏针对性。笔者认为唐浩明、二月河的创作都受到区域文化的影响,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与河东风土的"重实轻名",是使唐浩明与二月河的文学作品在创作动机、艺术品位等方面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     

河湟口传文学中的佛教圣迹信仰

佛教圣迹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河湟地区的佛教圣迹主要由佛寺、佛塔和佛教高僧的修行处等构成,这些圣迹不仅在河湟地区随处可见,而且在当地的口传文学中屡被传诵。在民间话语下的这些佛教圣迹无一例外地浸染着神圣、瑰丽、奇幻、灵性、特异等特征,这是表演者的刻意为之,目的是唤起民众对这些佛教圣迹的崇信和景仰。因之,河湟口传文学中的佛教圣迹浸透着浓浓的信仰色彩。     

论鲜卑段部的源流和兴衰

段部出于东部鲜卑,其远祖为先秦时期的屠何,早期活动于徒河地区,北朝时段部与慕容部、乌桓又同称为徒何。段部的兴衰与晋末十六国时期的政局变化有着密切关系,段部与司马越、王浚结援,在司马越当政之时而走向强盛,随着司马越集团的败亡及临敌石赵、慕容燕的崛起而逐渐走向衰亡。同时,段部的兴衰也对晋末十六国政局产生了很大影响。     

母亲的三句话

二月河幼年时憨厚、讷言,在某些方面还有点反应迟钝。二月河的父母都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对待孩子的学习成绩不那么苛刻。父母下了班在门前空地上洗衣、种菜、栽树,十来岁的二月河壮实有劲,一手提一桶水,干得很欢。父母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只要孩子健康成长,其他都不重要。     

论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德法两国“自然疆界论”的剖解

自16世纪末17世纪初开始,法国历代统治者多以鼓吹与实践自然疆界论为己任。同时,德、俄等一些对他国领土野心的强国也利用该理论,主张应以对自己国家安全有利的大山、大河等作为其自然分界线。后来,该理论又披着民族原则的外衣,渐渐异化为欧洲大国侵略和霸权的道具。对此,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层层揭底,深刻剖析,最终使其无所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