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的男性形象在叙述中的作用与文化意蕴

在川端康成的作品中 ,男性形象不如女性形象那样引人注目 ,似乎是女性美的光彩将男性遮蔽了 ,以至于男性角色常常被视为一个陪衬 ,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似乎川端康成自己也有这样的看法。在谈到《雪国》中的岛村时他说 :“我想说他不过是塑造驹子的一个道具而已”。1对于《千只鹤》中的菊治 ,评论者也有类似看法 :“菊治象一个空洞 ,作品中其他人、风物穿过这个空洞才使他有了生气 ,甚至可以说 ,他不过是个道具而已。”2然而 ,当我们按照性别把他的人物分成男女两个系列 ,来探悉他们 (她们 )在小说叙述中各自的位置、作用及相互间的关系时便…     

中国近代法律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析论

20世纪之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新旧更替加快、中外交流频繁的时期.剧变的社会环境对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为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的产生提供了际遇.危亡时局激发了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史学出现,而新的史学研究视野及理论则直接导致了法律史学的产生.清末的法律改革则加快了近代中国法律史学产生的步伐.此外,西方法律史学的引进与传播则给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创立提供了依据.     

孟子人性论具有内在矛盾

孟子言人性善,对"性"与"善"缺乏确定性,故后世对孟子性善论就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并引发争辩。究其原因是孟子人性论具有内在矛盾:孟子不分人的本然之性与社会属性,混淆人性本善与人性可善,人是否固有"四端"前后矛盾,以人兽对比证明人性善,不合逻辑。     

论金庸武侠小说正邪人物之“反”叙事模式

在武侠小说创作中,金庸创造性地对传统武侠小说人物正邪二元对立模式进行了颠覆与反拨,打破了好人坏人绝对对立的二元模式,建立自己独特的人物正邪之“反”的叙事模式。     

民俗志的学术定位和书写

本文对近年来民俗志书写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些新探索作了初步梳理,指出了"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对于创新民俗志书写模式、增强民俗志书写主位视角和对话功能的意义以及"感受之学"在探寻民俗志独特学科品格上做出的探索和努力.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知行合一--浅谈如何“压紧压实两个责任”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准则》和《条例》）,深刻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丰富实践经验,为党员干部树起了道德“高线”,划清了纪律“底线”,对于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党委对党风廉政建设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党委书记既是地方党风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人”,也是落实两项法规的“第一带头人”,必须在遵规守纪上走在前列,带头学好两项法规,当好遵守两项法规的表率;必须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狠抓两项法规贯彻落实,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起来、立起来、严起来,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纪委书记是具体责任人更应该带头学好两个法规,准确把握法规内涵,真正履行好监督责任。“压紧压实两个责任”应该三管齐下,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知行合一,切实抓好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现实基础与因应之策:中国行政程序法法典化之前瞻

当前,我国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具有诸多有利的条件,但同时也面临着宪法正当程序理念缺失、社会结构不尽合理等现实挑战。为了夯实我国行政程序法法典化的基础,必须以宪法的有效实施为契机、确立宪法正当程序理念,落实现有行政程序制度,培养全社会的程序法观念;加强实地调研,实现行政程序法理论研究的本土化;保障公民结社自由,努力壮大市民社会力量。     

老人之死

在一栋松林环绕的别墅里,一位孤独的老人死在了他的书桌前。书桌上是一封简短的遗书,在老人手边有一个空的毒药瓶,看起来老人是服毒自杀的。报案的是送报纸的年轻人。他今天早上送报纸的时候,发现昨天的报纸还在门外,敲门也没有回应,担心老人出意外,便     

新时期之初的文学理论教材

在文艺学学科的发展中,文学理论教材作为文艺学思想转化及传播的文本形式,在中国大约有近百年的历史,并在文艺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教材是经过反复研究的历史积淀,是普遍达成共识的学科的精华,代表着学科的主流。新时期之初,指"新时期"的第一个阶段(1978年～1984年),即,从"文革"十年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六年时间,这期间的文学理论教材的发展体现出如下时代特色:第一,由于"解放思想"的渗透,抛开了对政治话语的依附,在文学理论界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异化问题开始复苏,使得新时期文学理论的教材建设中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得到真正关注。第二,在思想开放的新时期,经过文学理论界对"文艺与政治关系"、"典型"、"形象思维"和"共同美"等问题的热烈讨论,反映在文论教材的编写上,主要是从狭隘的、机械的反映论走向能动的、审美的反映论。第三,对西方文论思想的借鉴也大有收获,主要体现在教材的结构框架上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但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的教材建设本身带有浓重的过渡时期的色彩,与新时期开放的文学语境不大和谐。     

方法论意义上的《中国之欧洲》--兼及比较诗学研究的一种启示

艾田蒲（ Rene Etiemble）的比较文化巨著《中国之欧洲》具有独特的方法论体系。在语言层面上，这部著作表现出形象性与思辨性的高度统一；逻辑层面上则以归谬法的使用为特色；论述策略上忠实体现了作者提出的“比较诗学”的特性---历史考证与审美思考的结合；结构层面上则倾向于“起-承-转-合”的完整运思。这一独特的方法论体系或许可以为比较诗学的研究提供一种启示：既然从意识层面入手解决各类“中心主义”、民族主义困难重重，从学理层面进行的辨析又常常陷入曲高和寡的窘境，那么，以方法的运作清除偏见所赖以滋生的土壤，或许可以为我们带来一种真正清醒、公正而又不失美感的比较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