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仕以行道———王阳明的入仕之道与其弟子的治世治家理念简

王阳明所宣道的为官之道、仕者之守、用世之职这三条入仕做官的原则，其中第一、二条讲得是为什麽要做官的问题，第三条讲得是如何做官的问题，三条的核心即“君子之仕以行道”。阳明不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廉政廉能问题，而且还将这种廉政廉能理念具体运用到社会管控与治理上，这是阳明廉政思想能在当时发挥一定作用的关键要素。阳明在把自己的廉政思想与主张贯彻于施政实践时，还始终坚持廉政理念与具体的民生、民治相结合的原则。而阳明的廉政理念和治世实践给他的弟子后学们所树立的榜样示范效应也是十分明显的，其一传弟子徐爱的“去奢僭、立经制”说、二传弟子张元忭的贤才观与遗子说，皆与阳明的廉政理念和治世实践有密切关系。     

试论"贞观之治"的特质

唐朝贞观君臣吸取隋朝灭王的教训,推行"仁政德治"的国策,使贞观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刑法宽平、秩序井然,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冶世.贞观统治集团行"王道"、倡"民本"本质上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建立理想社会的政治实践,把握住这一精神实质,也就会透过历史表象洞悉贞观冶世的全貌和特质.     

《王逸少遗殷浩书》背景及作者思想探析

在东晋朝廷偏安、内忧外患的政治条件下,东晋初年的文人书信体文学呈现出了鲜明的时代色彩。作为东晋重要的士人代表,王羲之早期亦汲汲于政事,可惜世人多关注其书法,而其文名尤其是书信体文的成就却为书名所掩,治世之才亦鲜为人关注。从《王逸少遗殷浩书》的成文背景以及文章内容的分析可窥见其文才与治世思想,从而反映东晋历史条件下的文人心态。     

杨朱学说新论

杨朱之学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一家之说，自先秦以来屡遭扭曲，或被人目为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或被视为全生远害的道家养生学说。本文通过梳理先秦汉魏典籍及探究杨朱学说产生的时代社会背景，指出杨朱思想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治世理想，并分析了这种治世思想各受肢解扭曲的内部及外部原因。     

论宽猛相济思想的流变——以汉代酷吏为视角的考察

反者,道之动,武帝酷吏政治是汉初黄老无为的反向运动,儒法合流则是酷吏政治的反向运动,儒、道、法三家思想的激荡、融合构成汉代法律思想演变的主线。法家思想先是蛰伏于道家黄老,随后勃兴,进而又受制于儒学,终汉之世被笼括于一个更高层面的价值体系之内,宽猛相济,应世而变。酷吏是汉代法律文化的承担与创造主体之一,其盛衰变化与汉代法律思想的演进有着密切关联。因此,以酷吏为视角考察汉代法律思想的流变能够动态地阐明正统法律思想形成的进程。     

技术乐观主义探析

技术乐观主义是人类最古老的技术观之一,它以技术决定论作为其理论前提,以技术的正面效应作为其研究的主要对象,以"技术救世"、"科技是生产力"、"技术创造文化"等思想作为其理论内核,在激励人们发明技术、运用技术、创造生活、改变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技术乐观主义存在着技术决定论的单向线性思维的片面性,但它对技术及其功能的认识仍不乏真知灼见的理性之光,依然是我们当今时代"科技立国"战略的思想源泉和新型"和谐技术观"构建的重要理论基础!     

"海宇混一"鼓舞下的元代盛世文风

盛世文风非元代所独有,前之宋,后之明,都出现了盛世诗文。宋、明两代的盛世文风,都被认为是粉饰太平,歌时颂圣,缺乏实际内容,是没有价值的。但元代的盛世文风却不同,它不是强大政治力量介入的结果,而是文人们自觉的倡导。元代文人描述其"盛世",主要说大元"海宇混一"、"华夷一统",其疆域之大,跨越汉唐,而不是对政治和朝政的颂扬。创造不负于时代的文风,是元代文人们要自觉肩负起的历史责任,因而他们呼唤盛世之文,批评种种有悖于盛世文风的文学风气。"盛世之文"实际上是这一部分文论家的文学理想,其作品并非一味美化现实,并非不反映现实问题。它是一种文风追求,而不是对诗文内容的规定。文学史研究中与元代盛世诗文相关的一些非客观的认识,都是应该(?)正的。     

不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发展路径的回眸与探赜

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的范畴,与欧洲国家"知识分子"涵义相近的概念可追溯至"士"。古代知识分子不仅严谨治学,还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及可作表率的人格修养;近现代知识分子在用知识启蒙、积极治学的同时,主张"经世致用"介入政治,用鲜血和生命去改造旧世界;当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在传承传统先进文化、传播新思想和新知识、传导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成果以及传授教育知识等方面,发挥着引领风尚、更新理念、创新创造与"传承传导"的独特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