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政策执行中监督强化的底层逻辑

村镇两级是政策执行的直接推动者,也是政策效果自下而上反馈的第一个环节,这一反馈的真实性直接影响到政策监督的有效性。在发达地区富人治村的背景下,村干部对体制及体制资源的依赖性减弱,镇村两级的干部从偏闭合型关系向非闭合型关系转变。此外,基层政权深度嵌入村庄：以联村干部等为主的基层组织建设作为组织基础,在镇村之间有效化解信息不对称等的难题;通过对联村干部进行目标责任考核,增加其推动政策落实的压力和动力。从而形成以基层政权深度嵌入村庄为基础的非闭合型乡村关系,这种乡村关系构成了政策监督强化的底层逻辑。     

Sandwich和PBL法在诊断学教学中的整合应用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如何管理大学生的健康逐渐成为有关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在前期文献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大学生健康状态的特点出发,将中医治未病思想与健康管理理念相结合,提出了适合于大学生的中医健康管理模式。该健康管理模式及方法强调应从多个环节切入制定健康管理措施和方案,将修身-安心-好学-乐动-纠偏等融合于状态调整、线性干预中,以此管理、维护、增进大学生的健康。     

我国社会组织在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中的运行机理探析

劳动关系作为最基本、最重要、最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一,与劳动者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党和政府始终高度关注维护和促进劳动关系的稳定和谐发展。在经济“新常态”下,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不仅需要在政府部门、工会、劳动者、用人单位积极参与下协商协调,更需要社会组织的协同参与,将劳动关系传统的三方协商关系演进为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的四方关系,更好地为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贡献力量。     

论韩非子“因情而治”的内在逻辑及黄老学渊源

韩非子的“人情”主要指人在处理人己物我关系时表现出的趋利避害的真实情态。其“因情而治”的治道设计有助于君主顺应并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行为趋向和心理定势,在掌控和控御臣民之“人情”共性的基础上,高效便捷地使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整齐划一,既可以克服君主德智不足的弊端,又能够实现以简驭繁的高效治理。“因情而治”的内在要求是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臣民各处其宜、皆用其能,在臣民各守其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中为国家贡献智慧和才干,君主则在臣民之具体作为中保持“无为”姿态。韩非子“因情而治”治道方略的理论渊源正在黄老那里,韩非子将黄老立足“天—地—人”宏大视野下展开的“因情而治”收缩至君臣关系的维度以佐助强力统治。     

论清华简与先秦时期的命论

清华简《命训》的命论与殷商以来的天命思想以及西周以德配天的思想是一致的,与先秦儒家命论也有相似之处,但《命训》的命论最终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这与儒家命论有根本差别.《心是谓中》的命论与前诸子时期"命定义"之"命"有相似之处,与儒家命论也是类似的,但其"身命"并不涉及道德观念,而儒家注重的就是道德观念.墨家的"非命"论否定了《命训》和《心是谓中》中的"大命"和"天命",而肯定了"小命"和"身命".《治邦之道》否定了关于治国方面的命定论,是对西周末年以来质疑神权政治思想的直接继承,这与孔孟的命论有所距离,而与荀子思想有相似之处,与墨家的"非命"论和黄老学、 法家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庄子的顺命观则与三者均不同.这三篇文献的共同点在于强调人可以改变命,体现了战国精神.     

从《陔余丛考》到《廿二史札记》——赵翼史学思想的承继与发展

清人赵翼所著《陔余丛考》的史论部分,集中反映了其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尤其体现在历史编纂学、史学功能、史家责任和比较研究法方面。这些观念和方法又在其《廿二史札记》中得到继承与发扬。文章以此两书为中心,从史法、史事和比较研究法3方面探讨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展示赵翼史学观念、治史方法的嬗变历程。后世探究赵翼史学问题时,不应厚此薄彼,当给予《陔余丛考》更多的关注和肯定。     

汉代杂税作用新探

汉代杂税具有双重作用。其具有的随意性、临时性与非制度化等特征,常使之成为吏治腐败的温床与聚敛苛政的代名词。然而,汉代杂税的积极作用也不可低估。这主要表现在:便于协调失衡的农工商各业的关系,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利于赋税体系的自身调整并为其安全运转提供保证,某些杂税的征收也符合我国古代社会赋税发展演进的方向;促使诸子,特别是儒、法、新道家经济管理思想的汇流与整合,使各家学说在增强各自生命力和适应性的同时,也强化了“务为于治”,即为现实社会经济服务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