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创新中的软法之治

相对于硬法之治,软法之治更为注重协商与民主、对话与互动,在本质上同社区治理创新的理念相契合。将软法之治引入社区治理创新中需要培育多元主体共治合作、社区行政管理组织指导服务、社区治理主体民主协商等软法治理理念。社区治理创新中的软法之治具有侧重反映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共同意志,制定形式多样、简易、灵活、高效,实施依靠“利益诱导-柔性惩罚”机制,制定程序具有更高程度的民主协商性等特征。社区治理创新中法治体系的构建需要从单一的硬法治理模式转向“软硬并举”的混合法治理模式。     

羁縻与怀柔:论明王朝对安多藏区的治理

安多藏区在明朝经营整个藏区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明王朝把安多看作是经营整个藏区的示范区和桥头堡.明王朝对藏区的治理沿袭元制,并有所突破和创新:治理安多藏区的原则是羁縻与怀柔并举,主要措施有“土流参治”、“僧官制度”及官办“茶马互市”等.总体而言,明王朝对安多藏区的治理是成功的,值得肯定.     

社区议事协商会：打造居民参与公共治理的平台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枣营北里社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有居民楼34栋,2863户,8802人,流动人员4500余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2011年,麦子店街道开展“问政于民”工作,由枣营北里的社区议事协商会提出的多项动议,成了街道办事处决策时的重要参考。     

“养鱼执法”的经济学解释

近期来,由食品安全等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养鱼执法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养鱼执法行为偏离了政府部门的监管目标,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其背后所涉及的行政执法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对养鱼执法执法行为进行了经济学解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防范这种违法行政行为的对策。     

构建城管执法的协商治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加强和创新城市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城市管理中城管人员与摊贩之间的博弈,主要表现为散乱经营、消极配合、全面对峙、默契共生和和谐相处五个场景,以及形式化、粗暴化、自由化和人性化四种执法模式。在城管执法中引入市民群体,构建城管人员、流动摊贩和市民三方共同参与的协商治理模式,以期更好地解决城管执法困境。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新动向

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以成渝城乡统筹试验区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其基层民主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原因。研究表明：只有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不断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提高农民民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才能调动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乡村干部的服务意识,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效率,推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提出的一系列对策建议对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高拱研究述评

学术界对明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高拱的研究,肇始于1944年嵇文甫先生出版的《晚明思想史论》,迄今已有六十余年。六十余年来,研究者对高拱的学术思想、政治改革、边疆治理、历史地位、著作版本等内容作了全面探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高拱与隆庆阁臣的关系问题,《病榻遗言》的刊刻时间、内容真实性和政治影响力等诸多有争议的问题。总结已有的成果,反思存在的问题,无疑对高拱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十分有益。     

基于农民土地处置意愿的农村土地配置机制分析

以551份调研资料为基础,分析农村土地配置现状以及农民的土地处置意愿,探讨农民意愿对农村土地配置可能带来的影响,从农民意愿角度解释农村土地低效配置的原因。结果表明,当前农民仍然对土地具有高度的物质和精神依附,农民土地处置意愿与法律和政府所希望的方式存在背离。这使得土地配置的自主治理和政府干预机制相互排斥,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被严重忽略,农村土地配置只能维持在土地对农民生活和居住条件的基本保障功能的水平上,土地低效利用局面无法根本改善。因此,农村土地配置机制应该从建立多中心治理模式,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法律制度并完善农村土地市场,以及建立有效的土地退出机制等方面进行改善。     

从二元论的维度看社会融资总量

社会融资总量已成为金融宏观调控叙述中频繁出现的热词。在学术领域,对于社会融资总量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产生依据、概念内涵、理论基础、功能意义、操作机制、发展展望等,也形成了观点泾渭分明的两大派别:"支持派"和"否定派"。理论的分歧恰恰说明了社会融资总量在当下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价值。当然,作为一个新事物,社会融资总量也面临一系列发展挑战。     

危机管理中跨界治理网络化机制的建构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发展,我国进入了危机事件的频发期,危机管理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政府作为危机管理的主体毋庸置疑,但是随着危机发生的频繁性和多样性,仅靠政府"单边治理"的模式已很难奏效。一种适应当今危机管理的"复合治理"模式成为必然选择,正是基于这样的要求,建构一种跨界治理网络化机制显得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