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逻辑转换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创新,也是对社会治理目标的更高追求。社会治理提出以来,基层探索了丰富的“共同治理”实践模式,但是面临严重依赖党政推力、合作共治浅层悬浮、制度认同度低又难执行等新困境。“治理共同体”意指多元治理主体以共同体成员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共同体纽带激活内在动力、以共同体关系优化治理结构、以共同体规范完善治理制度。从共同体“纽带—关系—规范”审视治理“动力—结构—制度”,能够更加清晰地审视“共同治理”的问题症结,为破解困境指明方向。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亟待从简单“共同治理”走向“治理共同体”,包括在治理动力上从应激响应到日常韧性、从行政末梢到动员起点、从个体性到公共性;在治理结构上,从差异性到互补性、从表面到嵌入、从偏利共生到互利共生;在治理制度上,从行政场景到生活场景、从封闭到开放、从纸面到实效。     

乡村振兴背景下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胜,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企业是助力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企业参与相对贫困治理是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同时又有助于推动企业自身经营发展。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对提升其财务绩效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参与贫困治理更有助于提升其财务绩效。因此,政府应提供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政策环境,支持和鼓励企业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参与贫困治理,为进一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促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基层干部互动与减贫绩效——来自“吕梁-太行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案例证据

精准扶贫政策带来了代理社会利益的本土干部和代理国家意志的派驻干部之间的深度互动。由于不同的政治委托-代理关系,本土村干部与外来派驻干部本身存在差异化的妥协空间函数。在政策强度一定的情况下,这两类基层干部之间的行为互动组合就会表现为差异性的治理模式,主要包括协商逻辑下的“合作”、控制逻辑下的“急躁”、俘获逻辑下的“拖延”和变通逻辑下的“摆平”这四种典型的治理形态。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反映了我国在多维贫困标准下所存在的减贫绩效差异,突出表现为贫困识别和政府补助发放上的偏差。来自田野案例比较和讨论则验证了这两类基层干部在不同政策强度下互动的治理模式以及与后续减贫政策绩效动态演化之间的因果联系。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CPA审计监督治理职能强化

立足于CPA审计的监督治理职能,选取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原则为切入点,检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及其披露特征所产生的增量治理效果,研究发现：第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确保了长期内更为持续可靠的会计信息质量,提升公司盈余总额持续性,这一持续性是由应计盈余持续性贡献的。第二,在披露特征检验方面,披露程度越高或者越多事项涉及大额盈余操纵科目,公司盈余总额持续性和应计盈余持续性的提升幅度越明显。第三,关键审计事项在法制环境越良好、注册会计师越具行业专长时,对公司盈余总额持续性和应计盈余持续性的提升效果越明显,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关键审计事项强化CPA审计监督治理职能的作用机制。     

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

本文分析了不同居民群体社区参与的具体过程,提出了4种参与类型:福利性参与、志愿性参与、娱乐性参与和权益性参与。通过对居民社区参与过程和社区认知的探讨,作者认为,社会转型和社区建设运动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是为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问题的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国家治理单元,而不是一个可以促进公共领域形成或市民社会发育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     

营造“包容性空间”:国际化社区的治理策略研究

营造包容性空间,构建包容性社会,加快推进空间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是现代化治理的重要目标。基于江苏省南京市Q社区的空间营造案例,从社区空间营造策略的视角出发,剖析国际化社区如何营造包容性空间。研究发现,基层政府基于中国居民与外籍人士的空间服务需求,运用多元参与、互动协商、文化治理等软性手段,通过建设人与居住地、社会、自然相融合的表征的包容性空间,组织温度、服务与文化协同相融的包容性空间的实践,构筑开放、包容与共享的包容性空间的表征等方式营造包容性空间。在营造包容性空间的过程中,基层政府空间营造行动的关键策略是采用“分型管理、内育外引”的主体包容策略、“内外兼修、空间包容”的技术包容策略、“多元网格、协商自治”的制度包容策略及“制度共融、成果共享”的结果包容策略,其根本目标在于打造国际化社区的治理共同体。包容性空间的治理技术对优化基层政府的空间治理能力、提升居民的参与水平与再造国际化社区秩序有积极效应,但亦潜藏多主体协同失序、政社关系掣肘、族群关系区隔、文化不稳定及包容性制度偏差等失灵风险。因此,基层政府需厚植多主体合作的治理机制、经营包容性空间的“适度性”,以利于国际化社区善治目标的实现。     

融合型治理:县域城镇化何以助推基层治理有效

基层治理有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有赖于对基层社会和民众的多元化需求的及时回应与满足。当前,基层治理大多聚焦于治理资源的整合,而对于治理资源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和机理则关注不够,在实践层面也忽视了不同单元、类型和需求下基层治理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县域城镇化与基层治理在场域、过程和目标上具有耦合性,县域城镇化助推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以要素整合为基础实现资源要素与治理需求有效对接,平衡治理场域内的供需关系,以实现治理资源向治理效能的转化。从供需关系的视角出发,重点关注治理资源向治理效能转化的过程与机制,构建“资源整合-供需平衡-治理有效”的融合型治理分析框架,探析县域城镇化助推基层治理有效的实践路径和运行逻辑。四川省邛崃市的实践表明,借助治理要素、治理单元、治理路径和治理效能的有机融合,融合型治理能推动“供需对接-供需适配-供需调节-供需平衡”的供需关系转换,力求实现基层均衡型善治,为县域内不同治理单元撬动城乡发展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助推基层治理提供支撑。为此,未来要进一步细化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基层单元的类型,挖掘基层治理资源与要素,拓展县域城镇化与基层治理的链接方式,不断推动县域城镇化与基层治理的契合和互促。     

近代珠三角缫丝业技术变革与社会变迁:互构视角

文章以近代珠江三角洲缫丝业的技术变革为主线,考察了在这个过程中的社会变迁,尤其是原先以“男耕女织”为特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的解体。文章还分别考察了各利益相关主体,包括技术革新者、原有社会体系的维护者(政府和士绅阶层)以及农民(后来分化为缫丝工和蚕农)在这场社会变迁中的重要行为。最后,文章指出,在理解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关系上,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都有其各自的片面性。这一段时期的技术变革和社会变迁表明社会因为技术的组织刚性而产生结构重组;同时,建构中的技术也会因为某些社会因素的影响而被改造。由此形成了技术和社会的互构。     

内外审计监督合力对上市公司并购商誉泡沫的影响与机制

以A股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为样本,在分析内外审计监督合力关系基础上,重点探究内外审计监督合力影响并购商誉泡沫的程度及其作用机制,以期有效抑制并购商誉泡沫。研究发现,并购商誉公司的内外审计监督存在合力效果,内外审计监督合力能显著抑制并购商誉泡沫,公司治理水平在内外审计监督合力抑制并购商誉泡沫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后发现,高盈利能力、高成长能力、高偿债能力公司的内外审计监督合力对并购商誉泡沫的抑制效应明显大于低盈利能力、低成长能力、低偿债能力公司,并购商誉公司存在审计资源错配现象。建议要通过完善合作和分工机制持续提升内外审计监督的合力效果;要充分利用内外审计监督合力去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要因企制宜扩大内外审计资源投入。     

道德行动体：人工智能新闻中的算法道德功能及其可能性

在人工智能新闻时代,智能算法深度嵌入新闻生产、分发和反馈环节,成为“人—机”互动中与人类主体相映照的非人类行动者,在人的知觉经验和行为实践上具有居间调解的道德意蕴。在对三种媒介技术观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可以从道德行动体的界定标准、道德主体的可能性两个层面分析算法的道德行动体功能。在技术调解理论下,算法技术具有成为道德行动者的可行性,判断的标准是在“人—技术”关联的情境中考察其意向性和自主性。算法技术混合意向性和自主性构成其道德主体的必要条件,智能算法在目前算得上是一种功能型的道德行动体。智能算法的道德行动体功能及其可能性分析,对于未来人工智能新闻伦理治理理念和路径转型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