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建设海洋国家的思想溯源——以福泽谕吉和吉田茂为中心

日本对海洋大国的追求具有深厚的历史基因,有强大的海洋思维的支撑。建设“海洋国家”的思想倾向出现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福泽谕吉作为启蒙思想家,在近代日本的海洋国家建设,尤其是宣扬海权思想方面,起到了舆论导向的作用。吉田茂作为二战后日本“最具有海洋意识”的首相,以海洋思维规划国家发展路线。福泽谕吉和吉田茂活跃在不同的年代,他们的思想却实现了穿越时空的交汇。二人倡导的海洋国家在目标上趋同,但思想内涵有相异之处。福泽谕吉描绘的海洋国家愿景以“军事和经济”为核心内容;吉田茂描绘的海洋国家愿景以“经济和政治外交”为核心内容,并在战后引领日本确立了“经济主导的海洋国家”身份。     

系统思维视域下新时代大学生使命感教育谫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大学生使命感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将大学生使命感教育提到了新的高度,为新时代大学生使命感教育指明了方向。新时代新征程背景下,大学生使命感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动态性的特质,因而,系统思维视域下探讨大学生使命感教育的特质和实践要求,对于引导大学生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明确目标引导性、注重方法多样性、加强要素耦合性、提升成效聚合性,已成为新时代提升大学生使命感教育亲和力、感染力、针对性、实效性的迫切需要。     

从“上墙”到“落地”:村规民约效力实现机理研究——基于两个案例的比较

村规民约是我国农村治理的重要规范,但在部分地区仍存在形式化和虚置化问题,未能从“上墙”走向“落地”。本文基于制度要素和制度嵌入理论,构建了整合式分析框架,对H村和X村两个案例进行比较,探究村规民约效力实现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是否具备相应的制度要素,并与外部社会网络相嵌合,是影响两村村规民约效力实现的重要因素。基于两村的案例比较为村规民约的效力实现提供了有益启示：地方政府和农村基层应当完善村规民约的制度要素和实施机制,并推动村规民约嵌入乡村社会网络,寻求乡村内生性力量的支持,形成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合力。     

人学视域下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路径探究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解决当代人与自然日益尖锐的矛盾问题的行动指南。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持续恶化,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1年全球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提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系统阐释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丰富的科学内涵,不仅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在人类前途命运如何发展的时代课题下,积极研究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人学意蕴,探寻人类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具体路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兵团贫困治理成效及长效机制研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贫困治理的重心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贫困治理常态化成为主要特点,兵团能否建立完善的长效机制将决定着后期贫困治理工作的成效。该文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熵权TOPSIS法对兵团2014—2020年扶贫成效进行评价,依据评价结果分别从构建工作重点明确的统筹协调机制、政策督察落实机制、贫困治理的社会协同机制、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主体利益联结机制、提升贫困主体内生动力机制五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政策运行长效机制,以期为兵团制定更加健全完善的贫困治理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三重逻辑分析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发挥党委的领导作用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也需要发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治理主体的重要参与作用,积极推动实现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完善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构建多元主体间紧密联系、相互配合、彼此信任的生态环境治理共同体,凝聚生态环境治理合力,是实现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必然要求。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蕴含着科学的理论逻辑、深刻的实践逻辑和强大的价值逻辑,只有牢牢把握这三重逻辑,才能激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环境治理新格局。     

从政府单一管理到综合治理——我国人口发展治理体系建设的政策分析

政府单一管理的传统计划生育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当今现实。根据社会治理理论,人口发展治理体系建设需要转换政府职能;缩小政府管制范围,扩大市场机制的应用范围和强度;激励公众参与,建立社会制衡机制。在具体的建设当中要注意处理好四对关系。     

中央环保督察何以赋能地方绿色治理——一项多案例研究

作为一种纵向干预机制,中央环保督察已经成为推动地方绿色治理的关键力量。然而,对于中央环保督察如何赋能地方绿色治理,目前学界尚未有清晰的解释。本文将赋能视为一种行动能力的建构过程,并从权威、资源和话语正当性三个维度建立起中央环保督察赋能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三个典型督察整改案例的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可以通过三种路径赋能地方治理的绿色转型：一是以党政责任的重构延展环境治理中的正式权威;二是以政策注意力的再分配实现治理资源的整合;三是以策略性的沟通与传播实践建构话语正当性。中央环保督察的实施凸显了党的领导在环境治理转型中的关键角色,也有力地激活了社会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意愿,最终将有助于推动“大环保”治理格局的形成。因而,中央环保督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运动式治理”,而是对传统环境治理体系的制度化重构。深入挖掘环保督察赋能下的地方整改实践,将有助于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转型方案。     

“礼治复兴”: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共享传统及其现代重构

中国社会的共享传统伴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而逐渐成熟,并被以儒学为主体的国家礼治模式所形塑,表征着中国内生性发展的一种社会运行机制,因此可以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的内部视角。追溯与梳理传统社会中的相关话语形式,理解与阐释历史上国家礼治与地方自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促进对自古及今中国社会内部制衡机制的认知。纵观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发展历程,无论是20世纪上半叶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还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集体化时代的“新德治”实践,以及新时期乡村社会中的“礼治复兴”现象,都会发现以礼治为表征的共享传统的坚韧传承及其在社会振荡时期的重要调谐作用。发掘中国社会共享传统中的知识共享、社会共建、道德共育等核心要义,不仅有助于准确理解当今乡村社会中普遍出现的“礼治复兴”现象,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亦有着重要镜鉴意义,还可在激活中国社会整体人文精神的意义上,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奠定基础。     

数字乡村治理的限度与优化策略——基于治理现代化视角的考察

数字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是建设数字中国的关键内容。立足国家大力建设数字乡村的时代背景,从治理现代化视角出发,深入剖析数字乡村治理的有限性。研究发现,数字乡村治理现代化体现为底层维护、技术赋能、服务共享和伦理保障的运作逻辑,推动乡村治理达到全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现代化样态。但由于数字技术运用边界的模糊,难以平衡简约治理与复杂治理的矛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技术安排与制度安排的困境、权力意志与民本意志的冲突,致使数字乡村治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有效发挥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优势价值,未来需要契合乡村空间场域、合理划分技术类型、重塑组织制度结构以及回应村民切实需求,从而更好地保障数字乡村的治理适应性、匹配度、有效性以及价值性,最终实现数字乡村的治理现代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