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官在社会中的地位

本世纪以来 ,中国历经剧变 ,特别是在近 2 0多年内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法制领域尤其如此 ,方法技术、法律规范以及概念术语等等几乎都已西化 ,这一切为世人所瞩目。面对改革浪潮的冲击 ,中国法官在社会中的地位是否也发生了实质性的转换 ?本文拟从法官在制度设计中的地位 ,在法律运行中的地位以及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等方面入手作一简要的分析     

魏源的法治观及其评述

笔者在文中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家魏源的法治观进行了综述,指出其法治观的主要内容表现为：法是一种治国工具,治法在人,因势立法,因势变法。同时,笔者对其法治观进行了历史的、辩证的评述,并就魏源法治思想提出了几点思考：利用法律做为我国的治国工具,抓好执法官建设,立法工作者应借鉴、学习因势立法、因势变法等。      

判决抑或调解——基层法官行为选择的政治学分析

司法调解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法系统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富含中国特色政治元素的党政体制深刻影响着每一名扎根于中华大地的官员,即使是位于政法系统末梢的基层法官也不例外。民商事案件是法院业务的主要部分,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我国基层法官考量运用司法判决或司法调解结案时往往优先选择后者。基于实证考察发现：受党政体制下政法逻辑和司法逻辑的双重影响,党政体制下的政治约束、党管政法的奖惩机制、网络时代的社会舆论和乡土社会的民众认知共同驱动人民法庭的基层法官选择司法调解。因此,持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亟需用本土学术话语讲好党与政法的中国故事,以期向世界传播中国特色司法治理经验,共享人类司法文明发展成果,共建司法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司法附属行政语境下的中国古代法官地位

“司法附属行政”是中国古代司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古代法官地位就呈现出鲜明的附属性特征,这种特征同样体现在法院的地位和司法权的地位上,这也导致中国古代法官没有专门的职业保障制度,而这一切都深深地镶嵌在当时的人治大背景之中。通过与现代法官地位的比较,可以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古今法官地位以至整个司法状况的巨大差异。中国现代法官地位在独立性方面相对于古代法官有了巨大改善,但仍然不尽如人意,还需要在今后的司法改革中进行反思和重点关注。     

论《金瓶梅》的道教情结及创作追求

《金瓶梅》对晚明道教科仪、法事、经韵、宫观的细致描画,近乎"道教百科全书",而《金瓶梅》将人的欲望和宗教宿命论紧紧地栓在一起,为读者精心排演了一出平凡而动人的宗教剧。在小说呈现的陈腐的社会现实中,作者以人性作为一个切口,在充分肯定人欲、人性的基础上,又对人欲泛滥、人性之恶进行了反思与批判。《金瓶梅》空幻式的草草收尾也正体现了作者"反叛"后内心无比痛苦、孤独、彷徨和空幻的复杂心绪,从作者肯定人欲又对人的私欲泛滥进行批评的主题矛盾中,看得出作品希望人们能够在顺应天理、尊重世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去更好地完善人性的意愿,这种人生态度也有着对道教思想的最深刻体悟。     

父母惩戒权若干法律问题探究

近年来,社会上频频出现家庭内部对未成年子女的施暴事件,其手段之残忍,令人触目惊心。而这些对孩子施暴的父母竟然还打着教育子女,合理惩戒的名号,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脱罪。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是否拥有所谓的"父母惩戒权",我国学界对此研究并不充分,而过度"惩戒"社会现象却不得不引起我们对父母惩戒权的思考,本文将从法律人的角度探究父母惩戒权涉及的若干法律问题,包括对于父母惩戒权概念的界定、父母惩戒权是否应该独立成权、我国现有法律对于父母惩戒过当的救济途径和存在的问题等作出剖析。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独立性与责任

人民法院的改革要求落实审判责任制,同时这也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保障与合理行使的要求。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但不应当受法院外部的干涉和影响,在法院内部也应当相对独立。对自由裁量权在法律和制度上的约束及对其滥用标准的确认,既有利于维护法官在裁判中自由且合理地运用自由裁量权,也明确了法官承担滥用责任的判定边界。     

主审法官制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又明确提到"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主审法官制,成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保证法官独立办案、提高诉讼效率以及促进法院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具有重大的意义。     

清代丈夫惩戒权研究——从《刑案汇览》中看理与法容忍的家庭暴力

清代传统家庭伦理影响下,丈夫享有惩戒权,可以对不孝顺长辈的妻妾殴打致死。当时的律法对这种家庭暴力从轻发落,认可了丈夫的惩戒权。《刑案汇览》中的诸多判例均反映出丈夫在实施惩戒权时仍然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必须以＂亲告＂为前提,不得恣意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