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承办中的女性法官——以C市某中级法院及其辖区基层法院为分析对象

对C市某中级人民法院及其辖区基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的承办法官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绝大多数法院将此类案件分由女性法官承办。通过进一步深入的访谈,由女性法官承办此类案件主要是基于性别的考量。女性特质与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的审理具有某种程度的契合,能够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女性性格与生活经验对于案件审理的促进;二是女性母爱与刑事司法理念多元化之间的融通;三是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的特殊性。与此同时,女性法官在承办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过程中也面临着一定的执业困境：一是如何寻找和把握惩罚犯罪与教化被告人、保护被害人三者之间的平衡;二是如何缓释女性法官长期承办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形成的心理压力。     

话语权力视角的法官打断话语及其语用功能

打断作为一种独特的言语行为现象是庭审话语中最常见的话语形式之一。以话语权力理论为理论框架,并结合评价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随机选取了CCTV《庭审现场》40场刑事、民事审判案件音像语料,着重对法官打断话语的形式和语用功能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法官打断话语主要有三大类:明确资格类打断、调控言行类打断和限制内容类打断;其语用功能主要有四种:质疑、干预、核实和维序。其中,干预功能使用频率最高,且主要以限制内容类打断话语这一形式出现。     

当前中国法院法官员额制度若干实践问题探析

法官是司法活动的主体,法官制度具有相当的重要性。随着中国司法改革的推进,法官制度改革尤其是法官职业化建设成为中国法官制度发展面临的一大课题,基于中国法官问题的特殊性,法官员额制度作为一项改革试点逐渐提上日程。在实践中,中国法院法官员额制度是与法官助理的设置制度密不可分的,试点法院运行法官员额制度和法官助理制度已取得初步的成效,不同试点法院的运作模式也各有千秋。但同时,法官员额制度试点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因应之道也是并非完善的。对此,本文针对实践中显现出来的几个突出难题,包括法官员额的制度合法性问题、法官员额数量计算标准问题、法官员额制度实施中法院党务以及司法行政后勤人员的问题、法官员额制度的社会认同问题进行了思考,提出了应对思路。     

扎根基层二十年的“乡村法官”——2009年“感动吉林”人物长春市农安县人民法院法官 翟树全

我是农民的儿子,办理农村民事案件,我更愿意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判决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化解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矛盾,有人说我日子过得苦,可我却不觉得,有一点光,就要发一份热嘛。从农安县到哈拉海镇,开车需要40分钟。一路上,同行人给记者讲了一件发生在老翟身上的故事。记者虽然还未见到这位翟法官,却已被这件事深深吸引:     

论检察官客观义务之实现

检察官制度是国家为维护法律秩序与社会正义所做的制度安排,从检察官制度的基本法理中就可以引申出检察官的客观义务。现阶段,研究客观义务的关键并非在于承认其存在与否,而在于能否客观地审视此种义务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检察官负有的客观义务,是人们对检察官本身的信赖。只有将这种对人的信赖转化为对制度的信赖,才能保证刑事司法制度的正当性以及公众对刑事司法机制的认同,这应该是我们对待客观义务的基本态度     

民粹主义之于刑事司法审判——读Alan M．Dershowitz《最好的辩护》

“没有人愿意真正得到正义”。这是美国哈佛大学法学教授Alan M．Dershowitz在其自传性质的畅销书《最好的辩护》（The best defense）一书的前沿部分写到的。他接着解释到,由于律师与检察官都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     

论法官司法人格的养成

法官高尚的司法人格具有促使法官努力上进,形成科学法治理念,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维护人民法院司法权威等多方面作用.因此,要重视对法官司法人格的研究与培养.法官司法人格具有个体性与司法道德的社会性相结合的特点,它由司法理性、司法情感、司法意志、司法信念、司法习惯和司法技能六个要素组成,培养法官司法人格要从个人机制和环境、集体机制和环境、社会机制和环境三个方面有目的、有计划、有目标地系统推进.     

英国法官制度及其启示——关于法官职业化问题的思考

法官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是学理上所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二者在实践上也时常存在冲突和矛盾。法官职业化建设是中国法治进程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经之路。但是,鉴于职业法官自身固有的局限性,法官职业化又不能太过绝对。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跳出要“法意”还是要“民意”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一方面坚持职业化道路不动摇,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利用非职业化元素为法治建设服务。     

一种逆向比较：法官的法律推理和当事人的习惯推论

在大陆法系中,法官的主要法律推理形式是司法三段论,在形式上属于演绎逻辑,反映“观念的关系”,具有确定性;但在实质上,司法三段论反映的是“事实的关系”,不具有确定性。因此,法官将法律条文作为大前提推导出当事人的法律后果,但是当事人不是根据法律条文而是习惯来推导出自己的法律行为。法官的司法行为和法律直接相连,但当事人的法律行为并不和法律直接相连,而是和司法裁判的结果直接相连,引导当事人行为的不是法律而是司法裁判。法官的司法行为产生规则之治,而当事人则服从习惯之治,即规则之治展现给当事人恒常的结果,完整的法治是由规则之治和习惯之治所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