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法院法官员额制度若干实践问题探析

法官是司法活动的主体,法官制度具有相当的重要性。随着中国司法改革的推进,法官制度改革尤其是法官职业化建设成为中国法官制度发展面临的一大课题,基于中国法官问题的特殊性,法官员额制度作为一项改革试点逐渐提上日程。在实践中,中国法院法官员额制度是与法官助理的设置制度密不可分的,试点法院运行法官员额制度和法官助理制度已取得初步的成效,不同试点法院的运作模式也各有千秋。但同时,法官员额制度试点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因应之道也是并非完善的。对此,本文针对实践中显现出来的几个突出难题,包括法官员额的制度合法性问题、法官员额数量计算标准问题、法官员额制度实施中法院党务以及司法行政后勤人员的问题、法官员额制度的社会认同问题进行了思考,提出了应对思路。     

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承办中的女性法官——以C市某中级法院及其辖区基层法院为分析对象

对C市某中级人民法院及其辖区基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的承办法官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绝大多数法院将此类案件分由女性法官承办。通过进一步深入的访谈,由女性法官承办此类案件主要是基于性别的考量。女性特质与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的审理具有某种程度的契合,能够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女性性格与生活经验对于案件审理的促进;二是女性母爱与刑事司法理念多元化之间的融通;三是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的特殊性。与此同时,女性法官在承办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过程中也面临着一定的执业困境：一是如何寻找和把握惩罚犯罪与教化被告人、保护被害人三者之间的平衡;二是如何缓释女性法官长期承办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形成的心理压力。     

司法解释体制下的法官解释权——以法学方法论体系为视角

在理论法学界讨论法学方法渐成热点的背景下,中国司法体制下建立的司法解释制度与法学方法论当中的法律解释理论存在着切合的可能和必要。通过分析司法解释制度和法律解释理论,试图厘清中国语境下"法律解释"的双重意义,提出法律解释权与法官解释权两个既相关又不同的概念,并以司法解释制度下的司法解释权作为典型考察对象,着重论述建立在法学方法基础上的法官解释权。其意在划清司法解释权与法官解释权之界限,为法学方法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广泛运用提供思考之进路。     

试析民国时期法官与律师之间的“隔离带”

为了解决法官与律师之间的不良关系给司法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民国司法部和司法行政部制定法规禁令,在法官与律师之间构建了一道“隔离带”,即对法官与律师在社会交往和职业流动方面做出限制和约束.这一举措包含着制止司法腐败、力图实现司法公正的用意,但由于受政治环境、经济状况的影响,加之法规禁令缺乏可操作性,这种隔离的办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宽严相济视野下的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

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既是法官的特有权力,也是法律实现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而其本身,又恰似一把双刃剑,游离于正义与非正义之间.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我们一方面应注意发挥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应对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基本原则不能排除具体法律条文的适用——兼评张学英诉蒋伦芳遗产继承案

尽管基本原则贯穿于民法始终,但它并不能离开具体的法律条文,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在法无明文规定时,基本原则才有直接适用的余地。在本案中,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遗赠法律关系和侵害配偶权的法律关系。找法的不正确,是本案中法官不得不依靠抽象的基本原则去寻求所谓“公平、正义结果”的直接原因。要通过较为完善的立法,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     

情法交融巧解“执行难”——记白下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周彬

“作为一名人民法官．在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同时．还要努力寻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最佳结合实现双赢。”这是白下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周彬对自身工作的要求和标准。     

美国的正义之脸:行政法官

法律是实现正义的重要手段,法院的法官则代表着正义。随着行政机关被赋予了行政裁决的准司法权力,主持行政裁决的行政官员们也日趋受到关注,因为他们职责的履行同样也决定着正义是否能被真正实现。美国行政法官在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虽然他们没有普通法院的法官地位显赫,但由于其在实现正义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行政法官越来越倍受人们的尊重。     

对和谐社会中法官与司法公正问题的探讨

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而司法不公正是与和谐社会格格不入的.司法公正关键在于法官,而法官素质的提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依赖于法官身份的职业化、法官的独立和中立、法官的薪俸保障等制度的健全和发展.因此,在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中国司法公正之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