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研社:促进法院工作的学习型组织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作为基层法院,每年承担着繁重的审判任务。近年来,法院招收了一批硕士毕业的年轻同志,他们有朝气,但相对缺乏审判工作经验。为了更好地适应形势发展变化带来的挑战,进一步     

离奇之案正在现场直播

《法庭现场》是德国著名电视台PRO SIEBEN的经典直播节目,电视台和地方法院合作,每一期都请一位法官来到节目现场主审一个真实案件。与真实法庭相比,这里并不能作出实质性的最后判决,但很多人都选择来到节目现场诉说自己的离奇遭遇,希望获得舆论的支持,使正义最终得到伸张。因此创办6年来,这个节目的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2008年6月下旬,一桩离奇的自诉案,引起了全德电视观众的普遍关注。原告和被告居然是同一个人——     

话语权力视角的法官打断话语及其语用功能

打断作为一种独特的言语行为现象是庭审话语中最常见的话语形式之一。以话语权力理论为理论框架,并结合评价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随机选取了CCTV《庭审现场》40场刑事、民事审判案件音像语料,着重对法官打断话语的形式和语用功能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法官打断话语主要有三大类:明确资格类打断、调控言行类打断和限制内容类打断;其语用功能主要有四种:质疑、干预、核实和维序。其中,干预功能使用频率最高,且主要以限制内容类打断话语这一形式出现。     

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承办中的女性法官——以C市某中级法院及其辖区基层法院为分析对象

对C市某中级人民法院及其辖区基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的承办法官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绝大多数法院将此类案件分由女性法官承办。通过进一步深入的访谈,由女性法官承办此类案件主要是基于性别的考量。女性特质与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的审理具有某种程度的契合,能够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女性性格与生活经验对于案件审理的促进;二是女性母爱与刑事司法理念多元化之间的融通;三是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的特殊性。与此同时,女性法官在承办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过程中也面临着一定的执业困境：一是如何寻找和把握惩罚犯罪与教化被告人、保护被害人三者之间的平衡;二是如何缓释女性法官长期承办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形成的心理压力。     

扎根基层二十年的“乡村法官”——2009年“感动吉林”人物长春市农安县人民法院法官 翟树全

我是农民的儿子,办理农村民事案件,我更愿意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判决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化解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矛盾,有人说我日子过得苦,可我却不觉得,有一点光,就要发一份热嘛。从农安县到哈拉海镇,开车需要40分钟。一路上,同行人给记者讲了一件发生在老翟身上的故事。记者虽然还未见到这位翟法官,却已被这件事深深吸引:     

生命的承诺:女法官两次捐髓挽救花季少女

阻击死神,女硕士新婚蜜月捐赠骨髓1978年8月,厉莉出生于辽宁省鞍山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2002年初,在北京一家跨国企业工作的厉莉无意间发现单位附近有一个红十字流动献血站,这让她想起了因白血病被夺去生命的     

从法官入手,提高司法效率

司法效率是现代诉讼法律价值目标体系的构成要素。审判迟延、作风拖拉、效率不高即是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之一。重新省察司法效率问题的认识和实践,就成为我们着眼于对司法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全面提升司法水平的内在必然要求。     

论法官裁量权的行使原则

法官裁量权问题是司法制度的核心,也是法理学的一项基本研究课题.法官裁量权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也是客观的需要,因此我们应当正视法官裁量权的重要价值.法官在行使裁量权时应遵循法律精神的原则、实现个案公正与普遍公正的平衡原则、兼顾维护法律的确定性与法律的流变性原则、独立自由裁量与内在(自我)约束原则和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裁量的原则.     

判决抑或调解——基层法官行为选择的政治学分析

司法调解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法系统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富含中国特色政治元素的党政体制深刻影响着每一名扎根于中华大地的官员,即使是位于政法系统末梢的基层法官也不例外。民商事案件是法院业务的主要部分,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我国基层法官考量运用司法判决或司法调解结案时往往优先选择后者。基于实证考察发现：受党政体制下政法逻辑和司法逻辑的双重影响,党政体制下的政治约束、党管政法的奖惩机制、网络时代的社会舆论和乡土社会的民众认知共同驱动人民法庭的基层法官选择司法调解。因此,持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亟需用本土学术话语讲好党与政法的中国故事,以期向世界传播中国特色司法治理经验,共享人类司法文明发展成果,共建司法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司法附属行政语境下的中国古代法官地位

“司法附属行政”是中国古代司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古代法官地位就呈现出鲜明的附属性特征,这种特征同样体现在法院的地位和司法权的地位上,这也导致中国古代法官没有专门的职业保障制度,而这一切都深深地镶嵌在当时的人治大背景之中。通过与现代法官地位的比较,可以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古今法官地位以至整个司法状况的巨大差异。中国现代法官地位在独立性方面相对于古代法官有了巨大改善,但仍然不尽如人意,还需要在今后的司法改革中进行反思和重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