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刑法定下的法官刑罚裁量权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主要作用是以规则限制权力，抑制裁量，避免因裁量自由过大而导致刑罚显失公正。然而实践中，罪刑法定的明确性总是相对而言的，这就需要法官刑罚裁量权的介入。为了防止裁量权的滥用。需要从实体法和程序上以及法官素质上加以必要的限制。     

WTO过渡期结束后我国再保险发展的新思路

WTO过渡期结束后,我国保险业进入全面开放的发展阶段。再保险法定分保的取消、外国再保险公司的进入必然会对我国再保险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意味着我国在WTO过渡期结束后对再保险发展要有新的思路:进一步健全再保险市场的准入退出机制;加大再保险产品创新力度;加快培养专业型再保险人才;进一步建立完善商业再保险监管制度。     

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法定赔偿

现行知识产权法确立了法定赔偿制度,实践中也普遍采用。但法定赔偿在具体适用时仍存在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以现行法律及TRIPS协议的相关规定为依据,本文探讨了法定赔偿与侵权损害赔偿原则的关系,法定赔偿适用的顺序及方式,法定赔偿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确定损害赔偿额的因素及计算赔偿额等问题。     

西方自然法思潮与罪刑法定原则理论渊源的演变

西方自然法学派先后衍生出人性论、自然权利论、三权分立论、社会契约论、人权论和法治论等理论或学说。这些理论或学说都是自然法思潮变迁的产物。它们从不同角度提出和主张的罪刑法定主义思想,大致经历了自然权利观的罪刑法定、分权制衡观的罪刑法定和法治观的罪刑法定三个阶段。每经历一个新阶段,对罪刑法定的认识便提升一个新的境界,罪刑法定立法与司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随之凸显出来。梳理这个历史过程,旨在引起我们对现实的反思,不断补充、丰富和完善我国罪刑法定理论。     

“低保”立法中的权利意识缺失分析

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在于人权得到充分的保障,而对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保障程度,体现了一国的法治程度。目前,在公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权由应有人权向法定人权转化的过程中,存在权利意识缺位的现象。本文将从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对“低保”立法行为中权利意识缺失的表现、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提出自己的立法对策。     

罪刑法定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命运

罪刑法定是近代西方的舶来品,20世纪初在中国的引入主要基于修律者在列强压境之下,企图通过修律而强国的一种非常功利化、理想化的主观愿望。由于缺乏社会基础、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罪刑法定最初只能以一个给列强看的标签、一项专制统治之下的刑法条款、一句没有灵魂的标语口号的形态存在于近代中国。及至20世纪中后期,频繁的政治运动畸化了刑法的功能,罪刑法定迷失于强烈的社会保护思想、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念之中,即便是具文规定也不见有。20世纪末围绕罪刑法定和刑事类推而展开的百家争鸣,使人们深刻注意到社会结构变迁及民主、自由、秩序等价值观念与罪刑法定的联系,这种认识基于历史源于现实,极具历史意义。1997年我国刑法典第三条正式确立了罪刑法定,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质的重述。整整一个世纪中国的法制建设之路险阻重重,罪刑法定于细微之处让我们领略了其跌荡起伏。     

法定继承人范围规定的弊端及立法刍议

法定继承人范围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现行《继承法》所规定的法定继承人范围为: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此规定已经不适应社会的需要,突出表现在法定继承人范围过窄。故修改《继承法》,应扩大法定继承范围。     

《公司法》修订后相关会计核算问题的初步处理建议

对《公司法》修订后的部分规定进行了修改和变动，其中涉及到会计核算问题：注册资本由实缴改为认缴，相关的会计核算如何进行；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会计处理等。结合《企业会计制度》和《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对上述问题的会计核算提出了相应的处理建议。     

法定限制条件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

公司法中规定的限制性条件对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也是审判实践的难点问题。然而新修订的《公司法》对此问题的规定依然不够明确,因此本文以新修订《公司法》为背景,结合公司法理,对学界已有观点进行分析评判,对“未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和“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时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作了深入的分析,并得出结论。     

乌鲁木齐出台《开展社区建设示范活动实施意见》

为确保城市救助不“漏保”“错保”,实现随增随保、应保则保、应保尽保,山东省汶上县城市居民申请低保救助的家庭核实收入时严把“五关”,保证了救助质量,较好地落实了低保政策。即:一看,看家庭成员的着装和精神面貌,家具新旧和档次,灶房副食用品情况;二问,问各个家庭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