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与《管子》

诸葛亮治理蜀汉的成功实践,在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中,是别具一格的。本文从诸葛亮思想形成、政治运作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其经世治国之方略与《管子》一书多有契合。诸葛亮与刘备、刘禅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特殊的君臣关系,以及他坚持“循名责实,信赏必罚”的法治原则,建立注重民生的法律框架,采用抑制君权的行政措施等,都能在战国齐法家的主张中找到依据。诸葛亮以《管子》作为自己政治运作的指导,是他治理蜀汉的一大特色。     

论法家的传播控制思想

法家的传播控制思想时古代中国的专制统治产生过长远而又深刻的影响,但它一直为传播学研究所忽视:文章梳理法家传播控制思想的历史渊源.并总结出它的主要内涵是愚民、禁书、禁言等;它对古代传播事业产生的后果是:导致封建文化专制,产生社会信息传播的不平衡,影响了我国古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先秦“人本”思想之追溯

"以人为本"思想并非是舶来品,早在我国先秦时期就有之,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都涉及过。先人们的这些思想在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今天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更应继承和发扬古已有之的"以人为本"思想以人为核心,关注民生,使社会更加和谐。     

论《管子》并非纯法家

学界大都将<管子>归入法家,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管子>便不难发现,将<管子>简单归入法家是有问题的,因为<管子>在对待德法、义利、农商及民众等诸多问题的态度上都与法家有着明显的不同,其法治的内容、特征具有鲜明的个性.     

法术本于仁义,仁义本于道德——论道教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

道教的政治哲学,既固守着黄老道家自然无为的精神传统,又能充分吸收儒家和法家的合理思想成分,最终形成了法术本于仁义、仁义本于道德,以道德为根本去统御仁义和法术的核心理念.     

万物——法家道德坐标的原点

法家不是反道德主义者,法家道德虽然重视人,但那里的人不是一枝独秀之灵,而是万物中的一个存在物,万物是法家道德坐标的原点;人是万物关系里的存在,与万物一样,道不仅是其产生的主要根源,而且是万物之所以为万物的"所然";道以"无模式"与万物实现对接,在具体的万物那里,实现的是即物而形、即物而德,所以,万物的自然本性是自足的。这是一个宇宙的视野,是迄今的研究都忽视的地方;21世纪文化资源效益化的实践,要求人们打破臆想的疆界、紧贴原典来聚焦问题,为文化资源的效益化实现创设最佳的客观条件。     

《黄帝四经》─—黄老道学的奠基之作

《黄帝四经》是成书于战国早中期之际的道家作品,其哲学思想集中于道论：道兼具本原和主宰双重内涵,与所生之物在形、质方面根本不同;它宰制自然和人类,是统治者经营天下的基本原则。《黄帝四经》的理论源头是老子学说,其对道家思想的发展表现在道论、天地自然和道治天下等方面,也表现在对法家、阴阳家等的批判吸取,它在道治的前提下引入法治,以阴阳学说解答自然和人事,解释刑德生杀。《黄帝四经》以道为本,融合法家、阴阳家等的理论构思,奠定了黄老学的哲学框架。其后,稷下道家,《冠子》等无不是沿着这一思路向前发展。     

为法家“正名”

本文梳理了战国法家思想的基本脉络,并论证了其和现代法治思想的一致性。文章指出,法家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提倡严刑峻法,而在于其狭隘理性主义行为假定的内在局限与道德无用论的逻辑困境,以至于不得不违背其自身的理性主义假定而把全部权力和希望都寄托于君主一人。文章顺带讨论了困扰法学界的刀制—水治、恶法—良法等概念,并为法家思想现代化提出了改革建议。     

法家法治与君主专制的内在矛盾

由于君主专制观念根深蒂固,又由于法家法治思想本身的缺陷,因此法家的法治思想不可能产生出现代法治诸如平等、权利、民主等观念,从而也不可能否定君主专制。这样一来,法家的法治与君主专制的矛盾在法家法治思想内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要克服法家法治与君主专制的矛盾,就必须将包括君权在内的整个国家权力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内,通过法律的治理使国家权力转化为法律权利。     

“文革”时期“评法批儒”与王船山研究述评

上世纪“文革”中后期,“评法批儒”中将王船山定位为法家代表,是船山研究史上的一次倒退。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一个船山研究的小高潮,则是反倒退,拨乱发正,思想大解放运动。这次反倒退的思想大解放活动,充分表现了船山学术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