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为”思想的学派性

“无为”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虽由道家最早提出,但并非为道家所专有。从先秦到汉初,除了道家使用这一哲学范畴外,儒家、法家和黄老学派站在各自的学术立场上,也都讲“无为”,只是对“无为”的诠释有所不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社会内涵。     

荀子之“法先王”与“法后王”新论

荀子身处战国末叶,深感单纯地以儒家“礼、仁”学说难以实现其“一天下”的政治理想,而以儒门弟子的身份．创造性地提出已超出儒家思想范畴的现实主义政治主张——“王霸杂用”。从荀子迂回曲折的学说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荀子迫于时势而法古其表,标新其中。其“法后王”与“法先王”思想是两者兼有的,是新与旧的有机整合,是儒家之“法先王”与法家之“法后王”之间承“先”启“后”的一个环节,具有先秦儒、法的桥梁作用。     

屈辞与贾谊政论文

屈原与贾谊几乎有着共同的经历与命运,自从司马迁将二人合传以来,有很多学者专家将二人并论,但着眼点多在论述两人在才能、个性、遭遇以及辞赋创作等方面的相似之处。本文则以此为基点,探讨一下屈辞与贾谊政论文的相通之处。屈原与贾谊都将儒法两家思想融合的恰到好处,因而屈辞与贾谊政论文有着共同的学理之源,即使屈辞与贾谊政论文属于不同的体裁,但它们在思想内容与创作特色方面仍有诸多相似之处。     

法家变法与大一统帝制形成的理论逻辑

法家兴起于传统礼制秩序的衰落,以“世异事异”的历史变迁论为变法改制的正当性进行学理论证.总的来看,法家思想的最大特点在于最大限度地进行社会军事动员,其政策以战争为导向,改变了传统的战争人力资源结构,增强了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并把由军事纪律衍生出来的法律规定转变成组织管理手段.法家变法以集权动员的高能效,创造出了中央集权的皇权大一统结构,而法家的变法措施既依赖同时又巩固这种权力结构,最终为中央集权的皇权大一统专制铺平了道路     

《解老》《喻老》篇中的"道世"关系

韩非在《解老》《喻老》篇中,发明了道理关系,但"道世"关系或者说如何拯救乱世方是其目的所在.他细致地阐释了祸福转化的过程,以老子之"圣人-人民"为范本,对照以"人君-民众"关系,从而为人君之权力寻求合理性.韩非努力的目标是变乱世为"国富民强"的国家.     

《淮南子》论“谏”及其思想内蕴

"谏议"是专制君主政治的重要内涵之一,秦汉时期的《淮南子》对此有着深刻的反思和认识。《淮南子》认为谏议对统治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政治上能矫正君失,和辑君臣,促进王朝稳定发展。《淮南子》反对刚愎自用,拒谏妄为,主张统治者应理性求谏、善于听谏和积极纳谏,对自身政治行为有所约束和调控,构建良性的君臣关系,实现"圣王"之治。《淮南子》论"谏",在政治哲学上,受到黄老道家的决定性影响,而在政治权术上,道、法思想则有所相通;与道、法相比,儒家的思想影响略显逊色。《淮南子》论"谏"不仅在秦汉道家中最为深入,而且也成为西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谏议思想之一。     

韩非应为"势家"论

传统意义上,学界习惯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划入"法家"的阵营,这其实是对韩非政治思想极大的误解。在韩非思想中,"法"或"术"都只是他用以维护专制君主绝对统治的得力工具和必要手段,并非他的政治思想的最终目的。因此,若将韩非称为"法家"、"术家"或"法术家"都是存有疑问的。而"势"治的思想则可以说是韩非政治思想的归旨和核心所在,在理论上充分体现出其坚决捍卫专制统治的绝对君权的政治主张。因此,韩非应该称为"势家"。     

法家对黄学的批判继承

道家论政的主旨是因任自然的无为而治,法家论政的主旨则是以法为中心的政治制度的完善,采取的是循名责实的干涉主义;而黄学则是道、法之间的重要的过渡环节,正是黄学的道生法、抱道执度、循名复一以及上下有别的王术观念等,使法家实现了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即上无为而下有为.黄学的一些理论命题及观念构成了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     

试论法家法治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之区别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法家就是先秦诸子百家中重要的一派,其中韩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提出以法治国的一套完整的法治思想,对后世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法家推崇的法治思想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法治,二者在本质、目的和主要方法上都存在很大差异。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是传统义利观的源头活水。无论是孔孟的先义后利和荀子的以义制利 ,还是墨子的贵义兼利和韩非子的崇法尚利 ,它们在当时及其以后的历史命运表明 ,义利观归根结底是社会各阶级之经济利益及力量对比在道德领域里的反映。总的来说 ,中国古代没有形成近代功利主义那种追求个人幸福、个人利益的义利观 ,也没有形成独立的个人利益主体 ,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范围内阻碍了社会现代化进程。尽管如此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仍然为我们留下了可以进一步挖掘的思想资源 ,就某些方面来说 ,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利观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