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灋”的文化意蕴试探

中国的法文化、法哲学从文明发端之初就融入民族文化体系并一直活跃在主流文化体系,数千年不断丰富、发展、扬弃,形成公平、正义的民族法制文化内核。从儒家先祖皋陶“神兽断狱”到“立公弃私、君臣上下皆从法”的法家,中华先哲从理论到实践均建立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公共秩序体系。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法制文化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法“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法学思想,在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     

荀子与韩非及法家关系诸问题:一种观念史的视角

由佐藤将之教授相关论文所引发的关于荀子与韩非及法家关系诸问题,可以以一种观念史的视角进行回应与消解。先秦诸子之间本无宗派之分,而各求其思想观点面向时代之需,自成一家之言。即便将后世划定的派别观念运用于先秦语境进行考察,儒家与法家之间也极少冲突,且在维护社会秩序上具有一致性,可以通融共存。造成两家势同水火状况的起因是韩非、李斯深度涉足的秦政秦法及"焚书坑儒"事件,其背景则是儒家出于维护自身独尊地位等目的而对法家和秦政进行的双重贬抑。作为韩、李老师的荀子被裹挟其中,尽管在汉唐时期未受关注,但是随着唐宋之际"道统"论的提出及扬孟抑荀运动的推进,却逐渐浮出水面。荀子与韩、李及法家的关系被旧事重提,其性恶论也遭到了严厉批判,最终荀子与荀学在程朱理学那里被贴上了法家标签并遭受全盘否定的命运。这一过程实质上是荀学不断被曲解与遮蔽的过程,我们可通过观念史的回溯与还原来消解其中的郁结,澄清荀学的真面目。     

先秦儒法学说实践价值差异的系统性解构

儒法两家作为中国传统学说中的“显学”,历经数千年仍流传甚广,并形成了“王霸之争”、“道德与功利之争”等一系列重要课题。本文对两家学说进行系统的考察。以求客观全面的探索二者实践价值的差异。     

重构《管子》中法家思想的发展理路

文章对《经言》、《外言》、《区言》和《管子解》等文献进行了分组讨论,可以看出其中对“法”、“术”、“势”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最终在《管子解》中出现了三者融为一体的趋势。这可以反映出《管子》中法家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渊源、形成、发展到成熟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背后,又是隐含着丰富的思想史背景的。《管子》在对教化的态度、政治的开明阴鹜上,与晋法家有着明显的区别。     

法家治国与国家治理:从统治逻辑到治理逻辑的现代性重塑

先秦法家鲜明的统治逻辑奠定了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专制政治理论的基石,后世的制度文化在历史的演进中表现出一种路径依赖,传统的统治逻辑不可比避免地影响着中国政治的过去与现在。中国正在经历从统治逻辑向治理逻辑的嬗变,厘清法家的统治逻辑内在机理,剥离其中的痼弊,从逻辑的起点、哲学基础、主体、手段、国家社会关系结构等方面进行现代性重塑,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方案。     

秦朝治道与礼乐文化

本文以礼乐文化为参照系 ,探讨了秦朝治道的思想源流及其变迁 ,得出 :“秦治道从来就没有形成礼乐教化的传统”,“治道的格局依然是‘以刑法为主 ,列儒术为诸子之一’”的结论。     

第二十四讲 法家（四）

法家主要代表人物。商鞅,原名卫鞅,也叫公孙鞅,战国时期魏国人。商鞅早年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孙痤病死后,魏王并没有重用商鞅。后来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者,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三见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商鞅得到了施展他变法理想的舞台。     

第二十三讲 法家（三）

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通过具体的刑名赏罚来实现目的。法家主要有下列代表人物。     

儒法合流之探析

先秦两汉时期,儒家与法家在人性和政治方略上的分歧导致两家思想上的激烈冲突。同时,双方在历史发展、学术思想以及官僚体系和帝王政治中又逐步体现出整合的趋势。儒法两家思想的斗争、对立与整合,不仅引起古代思想、法律、制度及政治策略的巨大变革,也为儒法国家的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