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法治与社会信任

在管子丰富而杂的思想中,以法家思想略为占多。在重视经济学意义上的德治的同时,管子特别重视法治,法治思想应该是管子根据当时社会形势变化的新发明。管子及其后来的法家都强调经济和法治对政治的根本意义,反对儒家的亲亲原则,即反对儒家以伦理代替政治或者以伦理干涉政治。他们认为,伦理无法信任,不能被当做政治的根本;即使伦理有些积极意义,也由于其生效太过缓慢而变得微乎其微。法家相信,法律的有效性仅仅在于能够建立起人们对法律的社会信任,有了社会信任就足够了,其他方面都是可有可无的。但从长期效果来看,法家的法治并不成功,尽管法家看到了人性的某些方向,但也忽视了人性的另一些方面,尤其是没有看到人性的复杂和自相矛盾。法家迷信法律足以规训人的行为,是把人看成了可训的动物,这是一切强硬派专制主义的共同错误认识。     

人、人性与治国方略——儒法治国思想的人性论根基

儒家主张德治仁政,法家奉行依法治国,表面上针锋相对,其实都与人性理论一脉相承。孟子的性善说为仁政提供了可能性,韩非的人性自私自利说论证了法治的必要性。其实,儒法乃至先秦政治哲学在人性之中寻找统治之方的做法透视了人性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其各执一端所导致的在各自领域道德和法律的僭越带有致命的理论缺陷。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代具有借鉴、启迪和警示作用。     

先秦儒法学说实践价值差异的系统性解构

儒法两家作为中国传统学说中的“显学”，历经数千年仍流传甚广，并形成了“王霸之争”、“道德与功利之争”等一系列重要课题。本文对两家学说进行系统的考察。以求客观全面的探索二者实践价值的差异。     

尊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

1898年前后围绕着维新的主题、发生在中国思想界的思想变革运动的主旋律,是高扬尊法的精神,用先秦法家的学说批判儒家文化。站在思想交锋前列的有率先为法家正名的章太炎;有弘扬法治主义反对礼治主义的梁启超;有标榜法治的法理派代表沈家本。由于这些批判本身的局限,破旧之际,无从立新,一方面不能彻底摇动封建国家的理论基石;另一方面却为迎接新的思想革命,即五四运动作好了铺垫。     

秦朝治道与礼乐文化

本文以礼乐文化为参照系 ,探讨了秦朝治道的思想源流及其变迁 ,得出 :“秦治道从来就没有形成礼乐教化的传统”,“治道的格局依然是‘以刑法为主 ,列儒术为诸子之一’”的结论。     

法家法律政治思想及其现代性评析

先秦法家法律政治思想是中华法律政治文化的渊源和主流。对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乃至当下,无论是在政治体制、思想文化抑或是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乃至社会生活层面上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影响。客观、全面地剖析法家法律政治思想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影响,以古鉴今,形成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法制文化,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白起与荆柯——兼论儒,法二家的历史功过

本文从白起与荆柯活动的因果关系入手，指出秦的统一主要是对内严刑峻法实现国家机器和人民生活军事化，对外不择手段征服，诈取，屠戮的结果；单独的法家学说只适合打天下，而不适合治天下；多方面比较儒，法二家的是非功过，显示过去史家对法家的评价颇为版面而肤浅，而导致儒家“迂阔”的许多要素恰恰是传统文化中弥足珍贵的东西。     

政治秩序的强力维系--法家政治冲突与政治整合思想探究

从政治冲突与政治整合的角度,对法家维系政治秩序的方式作了新的探析.在以文本解读为范本的基础上,纲要式地论析与清理了法家的政治冲突和政治整合思想,并对其政治整合思想作了重点诠释.     

儒法融合统一的社会历史原因探析

儒家和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尖锐对立的两大学派和政治势力.二者的立场和观点截然不同.一个是守旧的卫士,一个是革新的代表;一个强调德政,一个主张刑罚.双方先是口诛笔伐,互相攻击,进而发展到血淋淋的争斗,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次就断送了四百多条性命!从西汉王朝开始,儒、法两家又逐步走向融合与统一,表面上看,有点令人疑惑,然而,深入地思考分析一下,实属一种必然的结果.     

从儒道墨法的对比中看儒道互补格局的形成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随着历史的发展,四家的命运迥然相异,其中墨学沉寂,法家逐渐式微,儒家崛起并登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位置,道家紧跟其后,与儒学相配合,一张一弛,引领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这其中的原因只能结合四个学派的思维特质去分析才能得以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