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屈原作品中反映的思想内涵与流派

湖南是屈原创作作品,晚年活动和殉国投江之地,湖南人民深受屈原精神的感染和鼓舞,本地一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传说。而屈原作品中展现的思想异常混乱,难以区分。屈原作品既反映了儒家的某些思想又渗透了道家、法家等诸多思想家思想,内涵丰富而深刻。     

秦朝治道与礼乐文化

本文以礼乐文化为参照系 ,探讨了秦朝治道的思想源流及其变迁 ,得出 :“秦治道从来就没有形成礼乐教化的传统”,“治道的格局依然是‘以刑法为主 ,列儒术为诸子之一’”的结论。     

重读商鞅和《商君书》

关于商鞅和《商君书》,在价值评判上从来就有两种倾向,主流的一派偏向儒家,持批判的态度;另一派偏向法家,持辩护的态度.2020年全年至今,笔者重读商鞅和《商君书》.其间,不断提醒自己把价值倾向尽可能地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让阅读理解朝着理性、客观、公正的目标前行.阅读中感触最深的可以做以下两种概括:第一,记载商鞅事迹最为全面系统的《史记·商君列传》不过是司马迁在讲故事.他对商鞅在秦国的许多行事是敌视的,所以用少恩天资刻薄人也给予评价,有一定的人道主义意味,难免也有明显的价值偏见;但对于商鞅变法这个重大历史活动,却能如实直书,给予恰当肯定,在保持历史主义品格及其与人道主义的结合上取得了一定成功,不愧良史之才的美誉.第二,《商君书》围绕着农战刑赏胜民作壹势术断家等政治术语展开论述,构建了系统的治国方略.它提出的重农抑商以刑去刑抑制强民利出一孔事合利异行治曲断等观点以及围绕这些观点展开的论证,即使放到今天,也称得上是有深刻洞见的政治学说.此外,它还在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的领域里驰骋政治想象,为自然状态理论和国家起源说贡献了一家之言;它使用道理术语,把政治现象纳入知识论范畴,在此基础上,给圣君明主这个主题以理论阐释.有如此深刻的理论思考支撑着系统的治国方略,《商君书》完全可以与其他任何一本一流的政治学/哲学经典相媲美.     

先秦法家“公”思想探析——以韩非子为中心

先秦法家认为,"公"是君主和国家的利益和意志,"私"是臣民个人的利益和原则,它们是相互对立的。"公"主宰"私","私"服从"公",要"立公"而"弃私"。其"公"论有深刻的哲学、政治、人性等方面的理论基础。实现"公"需要具备一些素养、能力和手段。法家"公"思想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求统一、讲法治、重公正。但也有其内在的不足。如,利君而抑民,主张"严刑重罚"而否认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片面追求单一性而忽视个性与多样性等。     

《淮南子》“势”论对法家思想的扬弃

《淮南子》中“势”的论述,体现出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承续和扬弃.在对“势”的来源问题上,同法家类似,《淮南子》强调尊君,肯定“势”的权威性,但同时,对于“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也进行了道家式的理论论证.在“势”的运用上,《淮南子》同样运用道家资源,暗示出对于“君势”的节制.由此对君人之道和君臣关系也体现出法家、道家和儒家的融合.     

从《史记＆#183;李斯列传》看法家在秦的接受

先秦法家思想是战国时期秦国和统一后的秦王朝的主导政治思想,但是关于法家思想在秦国及秦王朝的具体实践和影响的文献并不是很多.《史记＆#183;李斯列传》正弥补了这一缺憾.文章通过《史记＆#183;李斯列传》分析李斯、赵高、秦二世对法家思想的接受,进而探讨法家思想在秦国和秦王朝的政治运作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先秦儒法忠孝观比较

先秦时期儒法两家都不反对忠孝道德,但是二者在忠孝观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体现在人性认同上。儒家以人性善为其忠孝观的理论基础,法家的忠孝观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在忠与孝的关系上,儒家认为忠孝合一,法家认为忠孝相互矛盾;儒家持相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臣、父子的权利与义务,法家持绝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父的绝对权威;在忠孝道德的实现方式上,儒家主张道德教化,法家提倡法律强制。     

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之几点异同——一个法理学角度的比较研究

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和法家,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两大家。从思想核心、法律与道德、对民众的态度和治国方针等角度对~4J＇l的法律思想进行的法理学式的比较可见,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既有着较大的差异,也有着相同之处,这也是儒法两家在传统中国能发生融合的一个重要原因。     

《春秋榖梁传》与法家思想

《榖梁传》阐发的《春秋》义法带有明显的法家色彩,它抛弃了先秦儒家以及西汉公羊学说所秉持的政治批判意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宣扬君尊臣卑、君权至上的政治理论.这种思想的形成,与榖梁学和公羊学在争立学官上的对立与交锋有直接的关系,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汉儒通经致用的实质.     

论先秦儒家、法家的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法家作为先秦诸子中影响力最强的两个学派,在义利观问题上都认为"利欲之心"是"人之本性",但在如何"制利"的问题上观点又显著不同,前者强调重义轻利,以义为主,后者强调贵法轻义,以法为主.两者的观点对于我国构建和弘扬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