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道德思想与法律发生学

韩非汲取道家的道德学说,以＂道＂率＂德＂,把＂道＂作为＂德＂之形上本体和终极依据。把道、德、仁、义、礼五者视为因依相生的关系,通过＂德＂＂礼＂结合,进而将礼与法结合,认为法的产生是道不断向德、仁、义、礼依次递生的必然结果。韩非同时又将道与理相结合,视＂理＂为事物的特性与发展变化规律,将其扩展到政治领域则为治国之理,治国就是要＂缘道理以从事＂,于是,韩非又从道、理、法的相生相依的关系中诠释了法律的产生。     

对话即文化——对《盐铁论》对话传播之文化意蕴的一点阐释

《盐铁论》的话语特征特别是对话传播具有一种文化的内质和历史的生成性,"贤良文学"与"大夫"对话中儒家话语与法家话语的对立及其引用先贤话语的风格特点,均从话语即文化的的深层蕴涵上表征了汉代文化生态特征。     

论子学与“周文”之关联

中国古代有一个源远流长的"文"的传统,今日之"文学"即属于这一传统,故而谈论"文的历史"较之谈论"文学史"更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周文"是诸子百家之学的直接母体,在"周文"的基础上,诸子或者"顺着说",或者"反着说",总之都直接与之相关联;经由诸子的传承与新变,"周文"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之传统的直接源头。     

中国传统思想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思想博大精深,不是儒、法、道三家思想就可以涵括的,但这三家思想却是中国传统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已日趋完善的前提下,重新审视和思考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分析各家所长,探询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中中国传统思想的脉络,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创新意义,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轻重学说视角下的汉武财经政策

汉武帝时期，政府为了充实国库实行了一系列的财经政策，通过与《管子》一书中的轻重学说相对比不难看出，这些财经政策正是以轻重学说为理论渊源的；同时，轻重学说中法家思想的渗透也决定了汉武帝财经政策中具有浓厚的法家思想意识。     

司马迁关于商鞅“刻薄少恩”的批判

司马迁极力批判商鞅"刻薄少恩"的言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史记?商君列传》全篇内容几乎都是为了批判商鞅。二是从《史记》的文章编排来看,太史公十分推崇儒家道德教化,因此对法家"刻薄少恩"言行尤为不满。三是从司马迁对其他法家人物评价来看,这种"刻薄少恩"的言行是太史公所批判的失德行为。司马迁对商鞅"刻薄少恩"的批判,与其特殊的个人经历及对儒家道德教化的推崇息息相关。     

论熊十力的“韩非学”研究——兼及“了解之同情”何以可能?

历代儒家往往视法家人物为其思想敌人而痛诋不止。以学派立场为归属的研究和判断,极容易出现意气用事以及以态度之争代替观点之争的趋势,实难对法家人物及其思想做到"了解之同情"。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熊十力,本着学术的良知以韩非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为出发点,对韩非子人格做出高度肯定的同时,也从各方面深刻剖析了韩非子思想中的真意,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发此前儒者之所未发,足堪为后来研究法家及韩非子者借鉴。熊十力这一现代大儒的"韩非论",不仅在思想史、文化史以及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当今学界反思韩非子研究以及在评价古人如何做到"了解之同情"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慎到--从黄老到法家转折性的关键人物

法家和黄老道家的学术思想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慎到把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小国寡民"以及道家争取民心而"有天下"等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作为其理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法理学说,系统地提出了权势论、法治论和君臣论等法理论,对后期法家理论走向成熟产生了重大影响.慎到是从黄老到法家重要的转折人物.     

法家"以刑去刑"理论及实践的诸分析

法家的刑事政策思想以“以刑志刑为核心的 ,秦朝的重刑主义法制实践是法家这一思想的具体展开。而这一刑事法律思想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在犯罪原因论上它犯了以“人性恶”这一抽象的人性论来解说犯罪原因的单一罪因论的错误 ;在刑罚功能论上犯了过分夸大和追求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的错误从而对罪犯的处刑过于严酷并由此激化社会矛盾 ;在法律经济学角度上它扩大了刑罚圈增加了刑罚量从而提高了刑罚执行成本 ,在经济层面上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法家学派的由来及其界限

战国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学术主张和有师承关系的儒者和墨者群体,但并不存在以家标名的学派,更不存在有明确师承关系或其它内部联系的法家学派。儒墨道法等家产生于汉代的学术总结,而百家划分的基本标准是学术。法家区别于他家的界限是"言"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治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