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徂徕学派对儒法"人情论"的继承与超越

就观念形态的主调而言,日本的近代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脱儒"的过程.日本徂徕学派对儒法"人情论"所做的近代转换工作,则可视为这一过程的中心和枢纽.徂徕学派对儒法"人情论"取长补短、融为一炉的改造,最终形成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政治优位、公私分治、政教分离的思想,为日本的早期近代化铺平了道路.     

先秦法家的忠德观及儒法忠德观的异同——以战国时期三晋法家为例

法家作为政治思想流派,主要出现在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时期。在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中,相当多的法家思想家都与韩、赵、魏“三晋”有着深远的关系。他们或是出生于“三晋”,或曾经活跃于“三晋”的政治舞台上。法家不仅重视法、术、势,而且对政治道德也给予极大的关注,特别注重高扬忠德。与儒家广义的忠德观不同,法家的忠德观相对狭义,主要集中在忠君这一点上。通过对三晋法家代表人物忠德观的分析不难发现,法家忠德观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自私人性论基础上的,其政治定位主要奠基于君尊臣卑的君臣关系上,至于其核心内涵则完全集中在臣子对君主的绝对、片面的忠顺上。概言之,以三晋法家为代表的先秦法家学派对忠德的界定和阐扬主要集中在臣子忠君上,其根本还是服务且服从于君主以法、术、势来治国理政。因为是建立在维护君主专制这一目的之上,因此,法家的忠德观主要体现为忠君道德,且缺乏先秦儒家忠君道德那种双向性,而表现为绝对化的、单向度的忠君。     

法家法治与君主专制的内在矛盾

由于君主专制观念根深蒂固,又由于法家法治思想本身的缺陷,因此法家的法治思想不可能产生出现代法治诸如平等、权利、民主等观念,从而也不可能否定君主专制。这样一来,法家的法治与君主专制的矛盾在法家法治思想内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要克服法家法治与君主专制的矛盾,就必须将包括君权在内的整个国家权力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内,通过法律的治理使国家权力转化为法律权利。     

商韩法家思想与传统帝政专制

法家是中国传统帝政专制的建立者与捍卫者,在实际上完成了中国传统国家政治制度的规范化与制度化。传统中国专制社会的君王权术和官僚体制、整体主义以及帝政经济体制都直接来源于法家。中国传统帝政专制社会下的“法令”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恰好与法律发生学是一个逆向的过程,它是以帝政专制统治为基本出发点的社会生活群体性行为规范,以道德伦理和刑罚手段为制度保障,实现传统专制社会整体秩序。因此法家的本有理论和现实制度并非是本土法制的理论基础,相反是中国现代本土法治的对立面。     

先秦法家治道观的思想根基

本文从先秦法家思想理论和法家变革的实践,总结了法家治道观的四大思想根基务实的价值论、自为的人性论、变古的历史论、知治统一的认识论.这四论构成了法家治道的哲学观,也是指导法家改革实践的理论基础,并且四论之间相互关联和影响.     

法家法治论谬误溯源

在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近二十年后的今天,法家法治论在我国学术界仍有很大的影响。法家法治论是对法家思想定性上的谬误。法治标准的误区,法家思想的误判,自我利益的误导,智识领域的误识,是人们将法家思想归结为法治的认识论根源。     

“文革”时期“评法批儒”与王船山研究述评

上世纪“文革”中后期,“评法批儒”中将王船山定位为法家代表,是船山研究史上的一次倒退。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一个船山研究的小高潮,则是反倒退,拨乱发正,思想大解放运动。这次反倒退的思想大解放活动,充分表现了船山学术的魅力。     

《天下》精义

本文是“外杂篇精义”系列的第七篇。庄子再传弟子魏牟所撰《天下》,运用贯穿全篇的“道术／方术”之辨,贬斥儒家、墨家、法家等天下“方术”,割裂、遮蔽老聃、关尹传承的古之“道术”,使之“暗而不明,郁而不发”,终篇章对传承老聃、关尹并集其大成的庄子“道术”推尊至极。郭象通过妄断《天下》原文,谬注《天下》义理,又把《惠施》残篇移入《天下》混淆视听,谬解《天下》为庄子所撰,谬解庄子所撰《天下》尊儒尊孔至极。旧庄学盲从郭象,导致《天下》篇旨“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至今。     

论法家思想对现代法治的启示

近年来法学理论界在发掘法律文化传统资源的思考中较为关注儒家文化对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启示;笔者认为儒法合流乃是形成中国法律文化特征的思想基础,其中法家思想所独有的某些观点对现代法治同样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参考意义。     

和谐社会法治建设的基石：法治本土资源借鉴

以“好利恶害”人性论为基础、呈现“伦理法”品性的法治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民主法治建设的现代性要求运用具有现代特质的法治思维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提供制度性基石，这就需要剖析古代法治思想体系中存在的内在悖论对其加以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