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的宗教性——兼解读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

我国法律权威缺失的现状，促使一些学者从文化层面寻求良方。其中有人认为宗教信仰传统的缺乏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们频繁地引用伯尔曼关于法律与宗教关系的论断。但他们忽略了伯尔曼法律宗教思想的精髓——法律的宗教性的更深层涵义。探讨法律的宗教性实际上就是探讨法律如何才具有权威、如何被人信仰和尊崇的问题。     

节日影像志中的“权威与秩序”——一种微观视角的考察

本文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节日影像志立项课题为研究素材,以所涉及到的节日展开空间为立论起点,在辨析出权威与权力边界的基础上,从现有的作品中归纳出了三种基本的权威/权力博弈模式,并明确指出,权威是以村落为单位的节日庆典活动顺利实施的根本保障。它既是传统复兴的表征,也将对处于急速全球化、现代化发展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以镇定、警示和启迪作用。     

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判教

藏传佛教各宗派为了树立本派的正统和权威,对佛教经典从形式到内容给予安排和估价,用来确定本宗为佛的最完满说教.格鲁派基于"缘起自性空"的思想理论,对显密经典和教法进行分别,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宗派的判教思想.     

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明治时代天皇权威的重建

经过幕末的尊王攘夷和倒幕运动,天皇重新回到日本政治舞台。明治维新后,为建立中央集权的近代天皇制国家,明治政权着力重振天皇与皇室权威,致力于消除以往天皇被排除在政治中心之外、穷困潦倒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采取了重塑天皇与皇室在官民中的形象、让天皇重归民众视线、大力扩充皇室财产等一系列措施。短短二十几年时间,明治政权从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把权力式微的千年皇室与原本文弱的明治天皇打造成实实在在的日本最高统治者,使其成为日本近代史的核心。     

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权威的建设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当前我国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载体,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获得社会的尊重并树立自身的权威。随着我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过去建构在权力基础上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强制性权威受到了挑战与质疑,出现了功能弱化趋势,如理论权威的弱化、课程权威的弱化、学科权威的弱化与组织权威的弱化等。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注重自觉性权威的建设,如道德表率权威、知识蕴涵权威、价值判断权威与表达方式权威等等,同时坚持强制性权威与自觉性权威的辩证统一,才能发挥其价值引领的重要阵地作用。     

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与法律实践教学

法学教育须转变教育理念，改变传统的重法学理论知识传授的教学方法，探索法律职业技能培养的教学方法，构建实践教学体系，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     

全球化与非国家权威的兴起

全球化带来的是非国家行为体数量的剧增,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权力受到了冲击,而非国家权威正在上升。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拥有了垄断的权力,但这种绝对权力既不能控制所有的行为,也不能解决全球化带来的一些新型问题。国家主权受到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侵蚀和削弱,传统功能的国家和这些形形色色的行为体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新的权力平衡,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主要包括: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金融机构、移民、恐怖分子、毒品贩子、黑手党,以及无数的其他私人行为者。跨国行为者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格局,它们开始与传统的国家权威在各个方面展开竞争。     

法庭场合语言应用研究

对法庭场合的语言运用进行了综合考察,分析了法庭场合交际的一般特征、法庭语言运用的语言和语用特征,同时讨论了应用语言学对法律专门场合语言运用的研究及其研究成果在法律相关事务中的应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