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伦理学中道德与法律关系的理性分析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律伦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外法律思想史和伦理思想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无论中国古代《吕刑》提出的“德主刑辅”思想,还是西方思想家关于二者关系的系列论述,都对当代法律伦理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法治环境中的道德研究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在加强法制建设,实施法治的同时,还应注重对法治环境中道德问题的研究。在社会的治理过程中,法律与道德的作用同等重要。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实现法治价值目标的两个关键环节。     

限制公务人员性权利——以反腐为视角兼论立法构想

以往研究公务人员的腐败问题,主要领域囿于贪财,而忽略了贪色。公务人员因其自身的特殊性,滥用性权利极容易滋生腐败,所以有必要对这一主体的性权利予以一定的限制。从民法立场出发保护公民的性权利与从刑法立场出发限制公务人员性权利相结合的立法路径既保护了公民的权利,又可以预防公务人员的腐败,是完善现行法的合理构想。     

法律与道德的张力——兼论现代西方法哲学的内在困境

从亚里士多德将道德作为法律的基础,到康德把法律作为道德之力有不逮的补充,体现出基于城邦群体的道德到基于个人意志的道德的转变,蕴含着法律去道德化和法律世俗化、法律科学化的内在逻辑,功利主义法学、分析法学实现了法律的去道德化。在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挑战之后,虽然法律的道德内涵重新被发掘出来或建构起来,但德性道德理论并未突破自身意志论的羁绊,现代西方法律与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行为规范存在着紧张关系难以消除,以个人本位为预设的现代西方法哲学仍然面临困境。     

我国职工参与法律制度的变迁

我国职工参与制度从产生发展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的制度变迁.从其变迁的影响因素来看,主要包括我国经济制度的变革、产业民主立法的兴起、公司社会化浪潮等.从其变迁的特征来看,主要表现为职工参与制度的法律化、参与目标的改变、参与主体的变化、参与领域的变化.从其发展趋势来看,这一制度的变迁将遵循一定的变迁规律向前发展.     

宋代司法检验的制度化、法律化

中国古代司法检验的历史悠久,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了司法检验活动.司法检验发展到来代,不仅检验的技术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而且检验制度也完成了由规则向制度化的过渡.宋代检验制度的完善,是来代特殊历史环境的必然产物,体现了程序与实体并重的先进法制理念.     

论道德法律化限度研究的基本路径——以对传统的研究路径反思为中心

道德法律化限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价值。传统的道德法律化限度研究主要采取3种路径：原则论、道德层次论以及社会发展论。这些研究路径由于缺乏合理的研究立场,采用了片面的研究方法,产生出理论与实践上的弊端。道德法律化限度的研究应该坚持“伦理中心论”的研究路径,即基于伦理学的研究立场,通过对道德法律化限度语境中的道德作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考察,分析不同部分的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进而才能得出道德法律化应遵循的合理限度。     

刑事和解法律化正当性分析——以刑事诉讼目的为视角

文章从刑事诉讼目的视角出发,认为中国刑事诉讼的目的不仅仅是打击犯罪保护人权,促进刑事纠纷的解决也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目的之一。刑事和解正是切合了刑事纠纷解决的目的,关注被害人利益,更好地推进诉讼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秩序的恢复。但是刑事和解的纠纷解决目的不能危及刑事诉讼根本目的,建议在刑事和解立法时对其适用范围进行一定的限制。     

法律原生态的杀手:道德泛法律化和法律泛道德化

在法律原生态里,法律以权利为本位,法律义务和法律权利相对应,受到严格的限制.一旦以道德义务取代法律义务,法律应有的领地被道德侵占,或以法律义务取代道德义务,法律越界侵略道德应有的领地,法律的原生态就被破坏了.只有对法律的界限、目标、功能有着明确和符合实际的认识和运用,才能保护法律的原生态;唯有在法律原生态里,法律自身才能得以健康地发展,同时也有助于道德的健康发展.     

公司自治与公司社会责任的公司法困境

传统意义上的公司自治主要关注公司与股东、公司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关系。公司社会责任这种社会利益代言机制的兴起, 衍生出了公司自治的第三种维度——公司相对于社会的自治。公司社会责任之具体化法律条款, 若落实于公司法中, 则会以泛道德渗透的形式多重限制公司之自治空间, 而侵损商业社会之根基。将公司社会责任之具体化法律条款剥离于公司法之外, 在保障公司自治的前提之下, 以外在约束而非内在制衡, 实现公司所应承担的社会价值关怀, 是公司社会责任法律进化的应然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