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叙事文学发展三维度:中西方比较的视阈

从古代涉及动物叙事的文学作品向新时期生态文学发展的过程,经历了文学形态、文学思想和文学价值的演进和升华.动物叙事汲取了中西方哲学、宗教和伦理思想的丰富营养,从最初的“生态+文学”形态向真正意义的成熟的生态文学发展,跳出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论思维,走向生态整体主义是其必然趋势.     

我国村民自治缘起的政治生态分析

我国村民自治缘起有其政治生态环境,从我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情况可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为村民自治的产生提供了制度环境;壮族乡村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孕育出的都老制自治传统,是村民自治出现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村民自治兴起的政治生态因素表明了今后村民自治持续发展应努力的方向:积极推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培养农民的民主自治意识,并且努力实现其现代转换.     

晚明西学东渐对王夫之政治哲学之影响

王夫之政治哲学受到晚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权力合法性来源理论、权力制衡理论和法治学说的影响,至少在九个方面与西学有惊人的相通之处：一是论族类生存的自然权利与西学论人性和国家起源之关系相通,二是对“正统论”的批判与西学论“霸政非正”相通,三是对“民岩”的分析与西学论如何解决统治者畏惧民众的问题相通,四是论“环相为治”与西学论权力制衡相通,五是论“君之是不是,丝毫也不可带过”与西学对“王惟所命亦无不是”说的驳斥相通,六是论“岂得以舜之所以事瞽叟者事君”与西学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相通,七是论“豫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外”与西学论“王而不遵法度则非义”相通,八是论“以法相裁……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焉”与西学论“法度者,乃上下尊卑所均而无异”相通,九是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与西学论“严以治官、恕以待民”相通。     

论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与当代环境法治的完善

中国古代制定有大量和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规定,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其中,"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寡欲节用"为其内在的生态伦理基础。对其进行挖掘梳理,有助于解决现代环境法治自身理念上所存在的困境。当代中国环境法治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长期割裂法律与生态伦理的内在联系。结合传统生态伦理观,可以从环境立法、执法、守法等层面对我国的环境法治提出完善。     

介入性原则:中国生态批评理论建构的美学基石

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发展已有近十年的历史了,生态批评在文艺学界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制约其发展的根本问题:对文艺介入社会作用的漠视,使中国的生态批评脱离了对目前中国生态失衡现状的关注,从而成为对现实无关痛痒的象牙塔内的学问。要改变上述现状必须改变生态批评的美学基础,即从无功利的立场向介入性原则转变。这就需要在中国生态批评理论的建构中认真关注当下中国的生态现状,抛弃各种不合时宜的乌托邦思想,使中国的生态批评能为中国的环保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当代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三种资源

发端于欧美、波及全球的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及其文学批评理论的成熟,得益于后学理论的颠覆力量、生态批评的主体精神、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支持回应。对于以上三种理论资源的厘清,将有助于国内女性主义找到更适合自身情景、更具发展前景的解决方案,为当下困窘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其批评开辟新的领域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构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路径探析——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为背景

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选择。由于受传统文化、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我国的法治文化仍不尽人意。必须加强法治文化的研究,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建构法治文化的社会基础,营造法治文化发展的环境,促进法治文化建设。     

论现代社会秩序的构建——以香港社会秩序为参照

香港这个人口与资源如此紧张的弹丸之地,其社会秩序不仅没有因其复杂经济社会因素陷入混乱,反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如何思考这种现代社会秩序及我国城市化运动中社会秩序形成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提出了两类不同社会秩序的理论分类并予以简要分析,分析了香港社会秩序形成的几个关键因素,指出未来我国宏观社会秩序生成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内生秩序与外部供给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高校生态文明教育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关于人与自然之间辩证关系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和谐的重要主题,这对我国高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应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导,同时遵循科学性、综合性、实践性、发展性等原则,以确保教育目标实现。     

继承、移植与超越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根本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步伐很快,法律体系也不断完善,但是我们很多的法律并未起到其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对法律背后的文化观念、思想习俗的重视不够。因此,我们的法治建设必须是继承传统、超越传统的艰难的更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继承是基础,移植是前提,超越是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