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侵权与保护模式浅析

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们在更快更好地获得和交换信息的同时,也给著作权的保护带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对网络著作权及侵权行为的界定,分析了网络著作权的特征及主要侵权类型,探索建立对网络著作权的法律保护、技术保护、行业自律保护的三种主要保护模式,以期对我国网络著作权的保护提供有益的借鉴。     

社会资本与农村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

以关系网络、信任结构、制度规范为内容的社会资本,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动力来源和理论支撑,同时现代法治又为社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正处于传统向现代艰难转型阶段,其社会资本也因此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共存的现实形态。农村传统社会资本中诸多不良因素的延续,无疑会给农村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带来诸多障碍。因此,当下农村社会法治建设的关键,乃是要创建有助于法治秩序实现的现代性社会资本。     

卫生法学的逻辑起点与人文关怀

作为应用性跨学科研究,卫生法学不仅需要明确自己的出发点和根底,更需要一个共同的理论平台和基本的价值共识。它们不只是纯理论性问题,也关涉到卫生法治实践的核心、方向与目的等根本性问题。卫生法学的逻辑起点应该是生命法益,即具有法律意义的生命利益。卫生法学研究应该在此基础上合逻辑并且合规律地展开。卫生法学直接关涉到人的生存与发展、健康与尊严,因而人文关怀对于卫生法学来讲尤为重要,并具体表现为个体关怀、族群关怀和人类关怀三大层面。     

我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法理基础及法治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依法治国理论及治理与善治等是我国城市管理执法的法理基础理论。我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中存在着执法主体与职责不明、监督行政执法部门制度不完善、城市和管理执法工作的理念滞后等问题。我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法治建设路径是明确执法主体的法律地位,加强执法人员素质的培养,建立弱势群体救济体制,完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内、外部监督管理制度,转变城市管理执法工作的理念。     

文本类型理论视角下《梦溪笔谈》英译策略研究

2011年,由王宏教授主持翻译的《梦溪笔谈》在英国帕斯国际出版社（PathsInternationalLtd．）成功出版,这是中国译者在中国典籍对外传译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梦溪笔谈》属于复合文本类型。基于德国功能主义学派代表人物赖斯的翻译类型学和“文本内容决定文本形式”的理论以及诺德的翻译过程基本类型理论,通过具体实例对《梦溪笔谈》中不同文本类型的翻译策略进行详细分析,提出需要针对典籍科技不同文本类型、不同条目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社会转型与法治建设

中国目前进行的社会转型与同步的法治建设密不可分。社会转型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冲突,只有依靠完善公正的法律制度,寻求各阶层利益的平衡点,社会转型才能最终成功。社会成功转型是法治建设的目的,完善的法治建设是社会转型的制度保障。     

儒家法律文化的现代意义研究

儒家法律文化经过了上千年的历史演化和社会积淀,以非传统的表现形式寄寓于我国现代社会之中,成为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实践于中国法治社会的承接力量,也是现代民间法形成的重要渊源。儒家法律文化中蕴含的人文主义精神,为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本土化开辟了人文法治的道路,因此深刻挖掘儒家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略论行政合理原则

合理原则相对于合法原则要求更高,即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合理,其产生的社会效果优于一般意义上的合法行政,它是政府行政活动的精细化模式。合理行政在适用过程中应注意3个问题：一是树立现代法治理念,注重对法治精神文化基因的培育;二是善于运用相关法律规则,消除行政行为中的＂机械化＂倾向;三是正确适用行为选择规则,＂柔性＂执法,权利优先,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让合理原则在被法律疏漏的空隙间闪烁出尊重人权、公平正义的和谐之光。     

朱子人心之学的三元义理结构

一直以来学界对儒家心学的研究主要注目于孟子心学和陆王心学,较为忽视朱子心学。其实,在朱熹思想系统中,人心之学是极为丰富的,包含着心性论、心理论、心事论、心身论和心知论以及“道心人心”说、“心统性情”说等内容。它阐明了人心是人待事、处事、做事的动力、标准,是人社会实践活动的精神基础。朱子人心之学大致可以从三大方面加以探究：一是人心本质论,借助于对心的深入思考和辩论,朱熹建构了独特的心性论、心理论、心事论、心身论和心知论等;二是人心类型论,朱熹对心的类型、形态进行不懈思考,和二程一起共同建构了人心道心说;三是人心功能论,朱熹对张载“心统性情”说做了创造性发展,从性体情用、情动心兼动静、理在人心等方面呈现了心的重要作用与地位。人心本质论、人心类型论和人心功能论三者构成了朱子人心之学的三元义理结构。     

开新与竞合： 乡村振兴中依法治理的传统文化之维

[提要]法治乡村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与组成部分。但是,对于作为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乡村,在其实现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势必受到作为新兴思潮的法治文化的冲击。对于这种思潮冲击,如何既能保持乡村基本秩序与精神价值稳定,又能真正落实法治乡村建设,进而实现乡村振兴,需要探求传统文化与法治文化的沟通与融合的进路。传统文化“开新”是新儒家希望搭建传统与现代沟通和对话平台的尝试,近代以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过渡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尤其是文化领域,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化的变迁中,找到其合适的定位,并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发展出新的枝丫,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需要,也是构建现代化中国基础、方向和发展路径的现实需要。因此,法治乡村建设中传统文化开新的空间,实际要提供解决乡村权力格局的现实与法治秩序的冲突、法治知识与传统文化知识话语体系的冲突、法治运行成本与乡村治理资源匮乏的冲突的空间;法治乡村建设中传统文化开新的路径,应坚持国家在传统文化遴选和开新方向上发挥作用;以山东曲阜的“三治结合”为例,探求法治乡村建设中传统文化开新的竞合,即文化子系统的竞合问题。法治建设需要传统文化的支撑,因此传统文化的开新不仅包含了儒家,也包含了法家、道家等思想,在传统文化开新遇到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艰难一跃的同时,还面临着延续千年的传统文化之间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