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传统研究与历史政治学的可能性

相对于晚近的新启蒙主义政治学,历史政治学的兴起蕴含了一个范式转移的契机,使得我们能够以自身实践经验而非外来教条为本位来重构中国政治学的学科资源。长期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制度史的研究在政治学领域成为智识创新的洼地,无法与整个学科的知识更新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如果要真正发展解释中国、评价中国和反思中国的政治学,这两个研究分支应当在正本清源中激发生机,积极推进范式转型。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和监察权传统为例,历史政治学意义上的探讨揭示出传统内生的治体视角更具相关性和参照价值。这启发我们反思对于民主政体和分权制衡等现代西方理论未经检验的倚赖,把历史找回来,充分尊重第一手经验事实以发展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和方法。历史政治学并非单纯提倡对于历史的再解释,而是强调面对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传统变迁,对于塑造行为实践的政治社会结构做出辩证性和启发性的理论阐释。历史政治学的未来有赖于一系列代表性研究作品的验证和激发。     

道德动机的来源——当代休谟主义与康德主义的争论

当代休谟主义者试图用工具原则说明道德动机的来源,即如果人们有欲望φ,并且相信通过做道德行为Ψ能实现φ,那么就会有做Ψ的动机。康德主义者继承康德的基本主张,反对人们的道德动机是为了满足某种源自自然的欲望,认为服从道德的意志源自对实践理性规定的法则的服从,而对实践法则的服从经科斯嘎德改造之后,最终又是源于对实践生活和道德行为价值的认知。当代神经生理学的研究表明,在解释道德动机来源的时候,休谟主义更加占据优势。不过康德主义者对自己的理论其实亦不断在做出改良,把韦勒曼的自治主义与科斯嘎德的认知性主张相结合或许是一条可行的途径。现实生活的复杂性表明,我们最好放弃在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之间做二选一的选择题,因为前者描述了普通人道德动机的来源,后者则告诉我们理性人的道德动机应该如何产生。     

整体都市主义：重构被金钱化的微观心理氛围——情境主义国际思潮研究

情境主义国际的革命情境建构不仅仅是理论讨论,而且是对资产阶级日常生活世界(环境)的直接干预。他们并不直接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关系和政治法权关系的制度,而是转向这些制度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吃喝穿住小事情对象化结果,即微观社会批判。在黑格尔看到宏观"市民社会"的地方,情境主义者看到了原子化个人活动被入序于金钱化都市关系中的微观生活细节,这种细节化的"氛围"不是由人主动构序和塑形的,而是由景观操控的。整体都市主义,正是针对资产阶级都市主义这种景观控制下的城市生活的微观伪场境,同样从建筑和城市生活建构的场境入手,试图重构日常生活的诗意情境。     

重访法律制度主义：新旧之别与异同之辨

法律制度主义存在新旧之别,旧制度主义将作为制度的法律理解为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秩序和组织机构,新制度主义则基于制度性事实追求"规范主义的社会现实性发展",并在制度性事实的本体论、方法论多元主义以及实践理性及其局限方面取得基本共识。但其内部仍存在诸多差异:行动的形式目的理论与非正式言语行为理论;实践推理的逻辑理论与实践推理的合理性理论;制度的规范观念与制度的习惯观念;实证主义立场与和后实证主义立场。在法律制度主义百余年的学术理路、理论渊源和发展内涵上,规范主义与反规范主义得到有效调和,理论基础和内容得到发展和完善;理论自主性得到不断强化;以此为指引,当前国内的法律制度研究应更注重"经验研究的规范主义发展"。     

物理主义泛心论：组合问题及现象绑合策略

当代泛心论是一种与物理主义相容的理论主张,它把意识看成是宇宙的一种基础性的、遍在的性质,认为更基础更简单的低阶意识通过某种方式构成复杂的人类意识,泛心论也因此面临组合问题。高夫进一步提出主体加合问题,认为经验主体不可能加合产生更高阶的经验主体。一种很有前景的解决方案是现象绑合策略,但高夫质疑我们是否能够形成一种恰当的现象关系概念,而米勒则试图为现象关系概念给出更清晰的刻画。然而,现象绑合策略所要求的现象关系概念本身可能是不融贯的,它无法发挥我们所期望的"绑合"作用,无法充分解释宏观经验的产生。     

AI时代的人文价值——对强计算主义的反驳

中世纪以来,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发展历程此消彼长,近年来随着科学主义的强势推进,客观上对人文主义构成某种程度的挤压。而随着人工智能在多项复杂任务上取得让人惊叹的成绩,一种极端的科学主义——强计算主义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人文主义的价值遭受到本质上的怀疑。本文首先通过分析物理世界中普遍存在的断裂现象反驳了强计算主义。在厘清人文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善"的来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即使在强人工智能逐个实现的背景下,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类与物理世界的偶然相遇,依然不是完全可计算的,因此强计算主义不可能成立。如果按照西方许多专家学者支持的强计算主义主张,一切内容均可计算,那么未来世界命运的最终决定权将由人类亲手交给机器。在机器没有习得并认可人文价值核心的前提下,这一情形可能导致对人类毁灭性的打击。人文价值在AI时代肩负重任,务须引导机器向人类价值体系靠拢并融合,让机器更像人,保留人类传承的"善"意,协同人类继续将世界引导向"善"发展,而不是让人类放弃主观能动性,变得更像机器。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希望数学和物理等自然学科更深更广地扎根于人文学科,而不是让人文学科变成计算科学的分支。     

美德伦理学、儒家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普遍困境——以陈来“儒学美德论”为中心的讨论

儒家伦理思想是一种美德伦理学,尽管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而现代以来对公德与私德的区分必然导致公德压倒乃至摧毁私德的局面,这正是现代社会在美德问题上面临的普遍困境所在。公德与私德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古今之争在伦理学上的直接反映。顺着陈来的思路,对现代社会公德压倒私德的批判还有进一步推进的不小余地,既然公德概念的提出和提倡是为现代社会张目,那么,公德与私德的关系就不可能只是一个失衡的问题,质言之,公德根本上来说会摧毁私德,被划入私德的传统美德在这个被理性化地认知与构想的现代社会中其实毫无容身之地。现代共和主义在美德问题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悖论,恰恰表现于公民美德的教育困境:现代社会结构使美德传统失去了其存在和生长的土壤,从而也断绝了公民美德的真正来源。这或许正是现代政治越来越激进、从美德的关切来看每况愈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是什么类型的规范？——从《儒家机器人伦理》说开去

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制定是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重大议题,大多数人都遵循一种"理想规则主义"的设计思路。然而,这种思路在理论上无法成立,在实践中会带来更大风险,其深层预设是看待人工智能的工具主义态度。实际上,基于因果推理模型的人工智能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性,有充分的理由被赋予道德主体的资格。因此,设置一种关系性规则才能更好地处理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这要求它们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重要条件就是人工智能主体拥有一定程度的产权。     

福利治理：理据甄选、概念界说与价值取向

合理且有效配置受经济与政治限制的福利资源以满足人类需要,一直是世界各国福利治理的重大议题。福利治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应对福利危机的“去福利国家”环节中发展演变而来的社会产物。在福利政策实践中,新社群主义、“第三条道路”和福利多元主义为其内在的学理支撑。依循福利治理的生成过程和运作逻辑,表现出治理主体多元性、多元主体间关系的网络合作性以及分权化、准市场化和社会化等多重特征。秉持平等、民主和多元性发展原则,福利治理的价值取向从“个人主义”转向了“集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