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地到边疆：19世纪下半叶俄国农民向北高加索迁移运动

19世纪60年代,俄国迎来大改革时期,并结束了漫长的高加索战争。在此背景下,大批俄国农民从内地省份迁往北高加索,形成了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的移民潮。至20世纪初,外来移民已占据北高加索大部分地区。北高加索移民运动并非自发,而是沙皇政府殖民扩张的重要举措。它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俄罗斯帝国在北高加索的统治基础,亦给当地社会经济带来了根本性变化,实现了将北高加索地区纳入全俄政治经济一体化之目的。同时,外来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给当地少数民族带来了强大冲击。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引发了严重的民族矛盾,这成为日后影响俄罗斯历史进程的不安定因素之一。     

《烟草路》中的帝国优生学

《烟草路》成书于优生学运动在美国发展的高潮时期,以优生学的视角观察美国南方贫穷白人佃农的生活,将“白垃圾”的畸形、弱智和堕落等问题都归因于其劣等的遗传因素,其中的医学话语不仅掩饰了南方贫困佃农遭受的经济剥削和他者化的不平等待遇,还粉饰了帝国统治中的地域差异、文化压迫和强制绝育等问题。小说使优生学成为帝国话语的一部分,巩固了帝国的意识形态及统治。     

莫卧儿帝国的外交出访流程

同近代早期的东方国家一样,莫卧儿帝国没有正式的外交机构,但是莫卧儿帝国的外交出访活动却有着严格规定.在莫卧儿帝国的出访过程中,大使的选拔、任务的分配、礼品挑选以及大使的待遇,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共同构成了莫卧儿帝国一套完整的出访程序.     

西方父权帝国话语的颠覆者——《福》对《鲁滨逊漂流记》的解构

库切的小说《福》是在西方文学经典《鲁滨逊漂流记》的基础上改写而成,但《福》并不是对《鲁滨逊漂流记》情节的简单模仿,在《福》中,库切解构了《鲁滨逊漂流记》中的父权和殖民话语;颠覆了丹尼尔·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所构建的西方父权帝国的文学神话.同时,库切也对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话语进行了质疑与深入的思考.     

“例外”之幕下的新帝国——《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新读

哈特、奈格里所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论证了新帝国秩序的生成逻辑,其中有三个不可回避的关节点:一是当代国际法秩序的理性奠定者汉斯·凯尔森,通过理性解构民族国家的主权理论,在主权国家之上建立一个超越各民族国家的国际法秩序,从而形成各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具有大同性质的跨国政治有机体;二是由中世纪开始出现的正义战争理论,通过奥古斯丁、阿奎那经院神学家到格劳修斯等新教神学家",正义战争"的概念经过几次嬗变,最终通过几次大型战争创造出符合新国际法秩序的唯一正义;三是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福柯、阿甘本等预言(证实)的例外状态常规化治理手段,通过"警察权"充当"例外之幕"遮蔽全球规训之实质,对普世秩序进行干涉的强制。     

黄仁宇悖论与帝国逻辑——以科举制为线索

黄仁宇悖论描述了中华帝国组织形态松散关联但国家秩序坚韧稳定的矛盾特点。本文以科举制为线索,着眼于历史上中华帝国的观念制度来解读这一悖论,特别是这一松散关联组织形态的机制和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提供了观念一体化的组织基础,导致了官僚体制内外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双向渗透和互构,国家与基层社会上下名与实的仪式性连接。这一观念制度提供了各地区、各层次间的同构性和相互关联,同时造就了一个松散关联的官僚组织。结束部分的“余论”指出,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重要转型,从观念一体化转向为组织一元化,为国家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鲜明的特点和新的挑战。     

拉达克王国：公元950—1842年（五）——拉达克力量的衰退

本文论述了17世纪下半叶拉达克王国在来自喀什噶尔的突厥人和来自卫藏的蒙古一西藏军队的双重打击下,逐步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从而结束了拉达克王国作为喜马拉雅地区重要力量的角色。     

浅析《大秦帝国》对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

笔者从国产优秀的电视剧《大秦帝国》中秦孝公与商鞅治理秦国的过程受到启发,分别从招聘、员工关系两个方面展开论述.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借用经典史实中的优秀案例以期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招聘和员工关系模块有深入启示.     

巴列维王朝的波斯湾战略及其地区影响北大核心CSSCI

伊朗的波斯湾战略随着国际处境的变迁和国力的强弱变化具有顺势而为、因时而变的历史特点。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与美国关系紧密,与阿拉伯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没有根本性的矛盾,伊朗利用英国在1971年撤出波斯湾的权力真空以及伊朗在国际格局中的相对有利地位和综合国力上升的良好态势,由被动因应逐步转变为积极主动地谋求和维护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战略利益。伊朗因此实现了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相对提高,掌握了波斯湾三岛的控制权,其军事力量也实质性地介入了波斯湾地区事务。因此,巴列维王朝时期的波斯湾战略基本实现了伊朗的国家利益。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前沿问题及其内在逻辑

二战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发展像一部三幕剧式,呈现为诞生—衰落—复兴的三阶段。20世纪60-7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在批判国家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的过程中诞生和崛起,她们试图从家务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寻求女性在生产劳动上与男性平等的地位。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一下子失语并走向衰落,逐渐被主张"性别差异"的新激进女性主义思潮所取代,女性主义也整体上转向了以身份政治和承认政治为代表的文化政治学。当女性主义的研究集中在以身份和差异为主的文化政治学批判上时,就不可避免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然而,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文化政治学无法真正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当资本吸纳剩余价值的目光从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形式吸纳"走向"实质吸纳"时,女性的身体就从一个自然的生物学范畴变成了全新的政治经济学范畴——身体的生产本身就是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这种状况为女性主义重新与马克思主义进行结合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在身体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命题下,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将在新自由主义的帝国内部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