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理性路径论析——基于信访制度改革争论的反思

近年来我国信访活动面临严峻态势的同时,信访制度亦遭遇着重重困境.在此情形下学界围绕信访制度改革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并大致形成三大观点:“强化论”、“废除论”和“分离论”.对此三种观点的反思,有助于分析其各自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能为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化解打开另一个窗口.总括而言,分离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而传播法治精神建设法治国家是一种必然.在未来一个时间段内规范信访程序而力避行政权力“越界”解决信访问题,约束政府权力与追求司法独立公正并举,建立普通民众利益表达组织和社会中介机构提供法律援助,把握利用好此过程中两类事例产生的正负“效应”,均应纳入化解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理性路径范畴.     

儒学核心价值与融入百姓生活设想

儒学是我们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特别是在社会失序、道德失范、心里失衡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转轨时期,儒学可以作为凝聚世道人心、重铸价值理念的文化资源,对开启民心、提高民智、醇化民风、走向文明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如何使儒学走出现代困境,融入百姓生活是当今的时代课题。     

关于高职学报特色建设的思考

高职学报的科学定位应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高职学报自身的发展定位,二是作者与读者的定位。高职学报自身的发展定位应以高职院校特色专业和精品课程建设为主攻方向。高职学报应围绕精品课程的学科带头人做足文章,包括栏目设置、选题策划、文章编辑、专家审稿人队伍等都能在精品课程建设中凸显出来。高职学报加强过程管理和强化特色建设,要在栏目设置、选题策划、横向发展和队伍建设上循序渐进,逐步形成自己的品牌和辐射效应。     

科技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困境与出路

从科学理性的视域来审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严密逻辑的科学理论,然而它在当今科技时代却陷入困境之中,主要表现在它难以直接地正面回答这一时代的现实问题.这一困境的产生,既有理论自身的原因,也有时代发展的原因.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科技时代走出困境的出路在于,将其对象域从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精神生产领域特别是科技生产领域,将价值创造的主体从在企业现场进行劳动的"狭义的工人阶级"扩展到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广义的工人阶级";将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时"简化掉"和"抽象掉"的以复杂脑力付出为主的科技劳动因素凸现出来,并根据科技时代的基本特征重新加以整合,将其发展为与科技时代相适应的现代科技劳动价值论.     

"美援"与民意间的抉择——评1947～1948年间国民政府的对美、对内政策

在1947～1948年间进行的"反美扶日"运动及抗议美国援华法案的斗争中,"美援"成为国民政府与美国、民众间三方关系变化的主要动因.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和美援因素影响,国民政府在对内、对美政策上陷于左右矛盾的困境之中,而其最终违逆民意的选择更使它在内政外交中均陷入空前的孤立,并成为其统治在一年之后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农村建设中地方财政支持资金困境探讨——以河南为分析对象

现阶段,由于我国财力所限,根本无法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足额支持,为保证新农村建设的财政资金需要,国家和地方财政有必要采取切实措施筹集专项资金.此外,欠发达地区财政资金效率低下也是制约其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因素,因此必须强化地方财政职能,建立健全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稳定增长机制,创新资金分配机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推进长三角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思考

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重大原则的提出对于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来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本文从长江三角洲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独特视角,以长江三角洲区域社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要求和区域内各地区公共服务差异的实际为背景,以全面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深入研究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困境,以及有效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实路径.     

人文学科的制度困境

本文所说的人文学科,包括了人文学科专业教育和其他学科专业的人文素质教育.就本质而言,目前一些大学里进行的人文学科及非人文学科的人文教育改革,并不仅仅是一个教学事件.大学是国民教育的高级阶段,它并不仅仅培养高级职业技术人员,更担负着塑造具有高度的人文关怀,高级理智和高尚美德的国家公民的重任.因此,人文学科教育的改革,实即反映出对公民文化素质、人文精神的关注程度.     

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困境的思考

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对跨国资本、西方技术、外部市场的依赖以及原有经济体系被打破等问题,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我国应抓住机遇,直面挑战,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进一步强化在国际生产链的加工环节中形成的优势,扶持民营资本的发展,增强经济体系中的竞争程度。     

朦胧诗后：诗歌的困境还是批评的困境

新诗自诞生以来,就要面对中国传统诗歌和西方诗歌的双重标准和压力。20世纪80年代初,朦胧诗的出现及成功又使得它成为了评判之后诗歌的新参照系。大约10年前,一些当年力挺朦胧诗的批评家对朦胧诗后诗歌作了严厉的批判,把诗歌在当代的处境简单地归结于诗人和诗歌本身,却忽略了对批评本身的反思。因此,批评应突破自己的盲区,进入到诗歌文本本身中去,以走出困境,真正对诗歌进行理论建构和文本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