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共同体”及“引文／注释”（专题讨论）——小引

2010年春，我五次在北京大学讲授“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课程。因中文系规定，此乃各专业研究生的必修课，很怕众口难调，耽误了大家的好时光，每回讲课，都努力变出一点新花样。总的思路是，软中有硬，寓劝诫于故事讲述与知识传授中。这回八讲的题目分别是：“学者生涯与学术道德”、“何为‘大学’——阅读《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永远的‘笳吹弦诵’——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及其阐释”、     

从注释内容看《吕氏春秋》高诱注的文献资料价值

高诱所注的《吕氏春秋》突破了单一的训字解词，将注释内容扩展到历史民俗、礼乐制度、农业医药等多方面，为我们研究历史文化和古典文献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小品方》残卷翻字与注释献疑

《小品方》,又称《经方小品》,南北朝陈延之撰,是中医史上的一部重要方书,但该书现只有日本还秘藏着部分残卷。1992年,日本学者将其影印刊行,并附列了残卷的翻字(即文本校录)和注释。通过考辨,指出了该影印本的翻字和注释中存在着的一些录写和理解方面的不妥之处。     

当代文学修史：从观念的演化到体例的开放

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一直是当代文学研究者关心的中心话题之一。自上世纪 80年代中期“2 0世纪文学史”概念的提出 ,到 80年代末开始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 ,再到上世纪末洪子诚、陈思和两部文学史教材的出现所引起的争鸣 ,人们发现不仅当代文学史该“写什么”的内容问题没有解决 ,甚至连形式上的“如何写”也成了问题。 2 0 0 2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 ,就推出了一种旨在从书写形式上也进行变革、主张多元声音并存的“开放式”写作模式 ,并已引起了相当的关注。本刊借此机会推出三篇相关的讨论文章 ,分别就这种“开放式”文学史的产生背景、意义、前途和限度等一些问题加以探讨 ,以期把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引向深入。     

民国时期方志学理论述评

鼎革新风,斗转星移。民国进入新旧社会更替的特殊历史阶段,为方志的解放和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从而形成了颇具时代特色的民国方志学理论。本文在系统阐述民国方志学理论发展过程的同时,对其中重要的创新之处加以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试图得到国内史学界对民国方志学理论的关注,并起到抛砖引玉之功用。     

论乾嘉时期对《史记》的评论性研究

乾嘉时期,由于文化总结意识的增强,对《史记》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景象,评论的角度也渐趋多样化。乾嘉学者从编纂体例、思想内容、叙事风格等几个方面对《史记》进行了评论,反映了乾嘉时期的史学批评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无疑符合“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史学批评原则。     

从《文章正宗》的编选体例看真德秀的选学观

真德秀的选学观深受唐代古文运动的浸润,也深受南宋程朱理学重道轻文的文艺思潮激扬。《文章正宗》其文体分类、先后次序、选文范围等,体现了南宋正统文学重视作家道德修养、轻视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学风尚,同时反映了真德秀尊王尊圣、忧国忧民的政治思想在选学领域的申发,烫烙着南宋偏安王朝的社会印痕,褫夺了文学以抒情为基本特质的功用。     

论《四库全书总目》解题的体例、考证与评论——以史部编年类解题为例

对《四库全书总目》中编年类史书的解题进行分析，归纳勾勒出其解题完整体例模式，论述《四库全书总目》纂修者如何通过该体例而对作者、内容、版本、史料来源等内容进行考证。在《四库全书总目》解题的考证过程中，体现出其评论的特色：一是以“考证精核，辩论明确”的标准论典籍优劣；二是言必有据、不务虚言；三是态度力求公允客观。     

《玉台新咏》编纂时间再讨论

《玉台新咏》编成了萧纲作太子时，编纂目的是提倡艳体诗风以与故太子萧统抗衡，但由于宫廷政治斗争的原因，受到萧衍的批评后，故又命徐陵重新扩编，唐人所说“大其体”是有理由的。《玉台新咏》的编排体例是按已故作家和存世作家编辑成书，因此已故作家中卒年最晚者与存世作家中卒年最早者的时间间隔就应是本书的编辑时间。据此，通过对各卷作家生卒年的排比，最终证明《玉台新咏》只能编成了中大通四年至大同元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