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神话与自然崇拜──对赫哲族神话的思考之二

通过对赫哲族的日月星宿神话、山川树木神话、风雨雷火神话的分析,认为该神话是原始人想像的产物,是自然崇拜结果,反映了民族文化特色和赫哲族先人的原始思维。     

推行适度规模经营建立以盈利型农户为主体的农户结构

中国当前的农户结构状况是自给半自给型农户占绝大比重,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粮食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局限性。为此应推行规模经营,逐步建立以赢利型农户为主体的农户结构。     

任务型语言教学与教师角色新定位

任务型语言教学作为交际语言教学思想的一种发展形态,是一种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做中学的语言教学途径。与传统的语言教学相比较,在任务型语言教学中,教师的角色也随之受到了新的挑战。本文将首先对任务型语言教学中任务的定义及实施的模式与原则进行深入地探讨和系统地阐述,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对教师角色进行新的定位。     

任务型教学法在大学英语阅读中的应用

英语任务型教学就是让学生用英语去做事,使学生通过大量的活动获得语言运用的机会,本文设计了一个具体任务,即如何用任务型教学法解决英语阅读中背景知识缺乏的问题。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战略思考--重塑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视角

资源型城市作为一种严重依赖某一资源的特殊类型的城市,在提升其城市竞争力方面面临着比其他城市更多的困难,尤其是那些急待产业转型的资源型城市。文章从经济发展、城市功能、环境评价和体制创新方面去思考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藉此从战略上提高对重塑和提升资源型城市竞争力的认识。     

日本EPA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以首相和农业保护三集团的相对影响力变化为中心

纵观近20年来日本签署的EPA,2013年以后其对象国层次和农产品开放程度显著提高。基于贸易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以日本首相和农业保护三集团(农林族议员、农林官僚及农民组织)之间的相对影响力为中心,考察自民党政权(2000年4月—2009年9月)、民主党政权(2009年9月—2012年12月)及安倍晋三再度拜相后的自民党政权(2012年12月—2020年8月)的EPA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的演变发现,随着"1955年体制"被首相官邸主导模式取代,日本EPA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由共识型决策过程转为专断型决策过程,是引起上述两大变化的内在原因。安倍辞职后日本是否会延续专断型决策过程,还需进一步观察。     

中国西部突厥语民族创世神话母题文化阐释

本文以中国西部突厥语民族代表性创世神话为例,分析这类创世神话与人类在起源上相关性神话母题的特征和突厥语族创世神话呈现出的在特定历史、宗教背景下的文化形态,探讨了在这些神话中渗透出的鲜明的民族性和浓厚的地方特色,阐释了西部突厥语族创世神话母题的文化意义。     

辱虐后的收场:辱虐管理与领导趋避行为

已有辱虐管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受害者的影响,而对施虐者自身的研究尚待丰富。领导者实施辱虐后心理压力如何缓解、人际关系如何重构、领导效能如何提升等,是推脱责任还是勇于担责,其推脱或担责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如何,已有研究尚乏关注。基于领导身份控制理论,结合趋避框架,明确领导者施辱后为符合领导身份而对受害者的趋避行为(包括帮扶行为、和解行为和推脱行为)效应,探究自我反思和外部学习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机制,同时考察独立型自我建构和依存型自我建构起调节作用的边界条件,以实现其合格领导的身份感知。通过三阶段问卷调查,收集来自湖北、广东和上海等地区460份有效问卷,借助Spss 26.0和Mplus 8.3,采用路径分析和bootstrapping法,验证理论假设。研究结果表明,(1)辱虐管理对领导者趋避行为中的帮扶行为和和解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推脱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2)自我反思和外部学习中介辱虐管理对3种趋避行为的影响。(3)自我建构部分调节辱虐管理与领导者自我反思和外部学习之间的关系,独立型自我建构负向调节辱虐管理与领导者自我反思和外部学习之间的关系,而依存型自我建构正向调节辱虐管理与领导者自...     

“双碳”目标下将绿色低碳型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纳入职业院校专业课程体系的路径探索

职业院校通过培养绿色低碳技能人才,不仅能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的建立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撑,还能为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提供群众基础。绿色低碳型技能人才的培养模式与专业课程育人的模式相近,职业院校可以参照课程思政的路径,将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纳入专业课程的目标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实践体系、师资体系,以实现培养绿色低碳型技能人才的愿景。     

制造关联：精准扶贫实践中的利益联结与关系再构——从地方政府行为切入

在精准扶贫实践中,依托企业等市场主体带动贫困户脱贫是中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而企业带动贫困户脱贫的关键在于,通过地方政府的主导以及针对企业开展的经济、情感、社会和政治动员,企业与贫困户之间形成了经济、组织、社会互动等层面的新的关联关系,这种关联不仅使得企业与贫困户之间建立了相对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同时还再构了地方政府、企业与贫困户的关系。通过关联的制造,贫困户被嵌入多类型的产业链条,而企业则通过利益分享促进了贫困户的脱贫。制造关联对扶贫工作的促进能够展现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充分展现了服务型政府的功能,但该模式下承担脱贫帮带责任的企业也面临多重困境。因此,精准扶贫以及乡村振兴需要关联关系的健康持续发展,而非单向性的利益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