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东北地区城镇化与节约型社会建设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度研究

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东北地区节约型社会的建设现状进行评价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城镇化水平的相关数据,对其城镇化建设与节约型社会建设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度做一尝试性的分析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未来道德哲学形态的沉思——樊浩《基因技术的道德哲学革命》方法论解读

在《基因技术的道德哲学革命》一文中,作者突破了已有问题以及同已有问题联系起来的视域,这不仅意味着探讨视域的深化,而且提出了新理论问题式:由基因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的一般意义上的高技术伦理或应用伦理的探讨,进入"道德哲学革命形态"即未来道德哲学形态的沉思。     

作为世界想象的"高楼"

关于碉楼的起源和功能,在学术界既有的研究中,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是战争论派,他们认为是战争导致这种建筑的出现,其主要功能是防御敌人的进攻;而综合论者试图将宗教信仰和古典功能主义糅进战争论中,进而认为,是战争和宗教信仰这两者的结合,产生出碉楼的审美意义。本文踵继并发挥另一个一直处于微弱的或者隐藏状态的传统观点认为,碉楼的产生不是战争,也不是生物机体的需要,而是基于当地族群的文化象征系统关于世界的观念和具体历史场域互动的结果;它是当地人想象和创造世界的方式。     

从映射论看林译《浮生六记》之不足

文化翻译和翻译美学是我国传统译学一贯关注的研究方向,而译学的发展需要不断汲取更多与之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成果。译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需要对已有的译学理论加以扬弃的批评和继承。林语堂翻译思想中的＂忠实＂、＂通顺＂、＂美＂之三原则,理解起来不难,而在实际的翻译操作中却不易。以认知语言学的映射论观照林氏英译《浮生六记》,方可发现其中有诸多传译失当之处,而这些翻译不当之处可基于映射论中对始源域和目标域的分析来加以修正或弥补。     

治理场域：村治困境的生成与疏解——基于华北丰村的经验观察

村治困境的生成与疏解,与乡村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关系和支配机制密切相关。回溯乡村治理研究的学术进路,制度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类型化等视角下的诠释路径业已繁复,而在治理主体与治理规则上的核心分野依旧未能完整揭示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作为一个调和性分析框架,乡村治理场域概念提供了足够的背景性知识(制度逻辑和文化规范)用以框定既有争论的界限、环境和形式,搭建理论对话的桥梁。通过对华北平原丰村的经验观察,选取了某一村治阶段四个独立而又前后相继的事件,从场域脱耦和场域叠合两种场域互动形式出发,分别审视发生在乡村政治场域和社会场域事件的矛盾生成和化解的机制过程,标明场域互动的形式特征。在此基础上,指明治理场域概念的开放结构可以有效调和理论之间的张力,为理解不同类型的乡村治理形态带来一个可资比较的结构性思路。     

游客凝视视角下反思性记忆场域怀旧意象研究-以北京旧物仓为例

基于游客凝视视角,以北京旧物仓为例,采用游客受雇摄影法、图片内容分析法与深度访谈法,探讨旧物仓怀旧意象,总结反思性记忆场域怀旧关键元素以及空间生产特点。研究表明：旧物仓的怀旧意象元素类型包括场景性怀旧元素、器物性怀旧元素和符号性怀旧元素,这3种意象元素融合影响并寄寓着游客的认知与情感;反思性记忆场域经由对场域空间的设计和主体具身体验的塑造来实现地方记忆再生产。对构建反思性记忆场域、强化怀旧凝视提出建议,以期为建构具有深刻认知意象和美好情感体验的怀旧场所提供借鉴。     

网络新称谓构式的原型事件域整合模型分析

网络新称谓构式,如“XX哥”“XX姐”等是近年来网络时代催生出的众多新表达之一.国内外众多学者分别从结构、修辞、社会、文化、心理和语用等角度对汉语新词语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但大多都是围绕新词语的形态做探讨,未触及新词语产生的深层认知机制.在认知语言学框架内,将事件域认知模型、原型范畴理论和概念整合结合起来,建立“原型事件域整合模型”可以更好地理解、解释网络新称谓构式的认知生成机制.     

词义研究中的悖论和悖论的消除

科学的词义研究是词汇学研究和辞书编篡工作的基础,词义研究中的悖论是被赋予理论形态的科学知识的变质衍生物,是一切错误释义的认识根源和理论归宿,必予消除。本文通过典型案例揭示词义研究中的悖论的生成过程、论证方法和思维特征,演示对它的发现程序和消除程序,提出排除干扰、保障辞书质量和词汇学健康发展的反思精神和悖论意识,提倡“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严谨务实治学原则     

“挑大梁”还是“搭把手”:中坚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甄定

在推动组织振兴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的叙事中,中坚农民群体被寄予厚望,然而其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甄定仍需实践验证。基于皖东南H县X镇的个案分析表明,特定乡村治理场域下的惯习(隐性文本与行动逻辑)、资本(有限优势与转化屏障)、位置(在任者的惯性与新进者的策略)导致村两委选举结果与中坚农民“挑大梁”的预期出现背离,而中坚农民以“搭把手”的方式深度嵌入支农项目建设却释放出善治效应,使其成为项目落地前的公意维护者和项目建设中的协调转圜者。在异质化特征明显的当代中国农村,中坚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究竟应该“挑大梁”还是“搭把手”,似乎也不该定于一尊,需在政策层面赋予中坚农民三重空间:一是把工商和农民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确保获利空间;二是优化政策体系实现对中坚农民的全链条开放与吸纳,给予其决策空间;三是引导中坚农民的行为趋向超越单一的村干部竞聘与经济示范引领,更多拓展至村庄公共秩序领域,从而在乡村治理中壮大其行动空间。总之,中坚农民参与治理的角色功能不应该也不可能整齐划一,地方政府不必强行将其推向幕前,而更应根据治理场域和场景精准设计其嵌入方式的同时打破制度性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