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与批评并举,体悟与活说贯通:王蒙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十一

王蒙的《红楼梦》评论呈现出个性鲜明的特征:鉴赏与批评并举,体悟与活说贯通;生活经验与审美体验融为一体,思想观念与笔调文情汪洋恣肆。他敢于立说,自成一家之言。他的《红楼梦》研究能够根据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理予以"概念化"表述,并在体悟、阐释、批评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红学研究的"系统"。     

现代学校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一种文化生态学的视角

从文化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类型,本身也是对特定生态进行适应的结果,它的核心特质都能在其与特定生态环境的关系中得到深入理解:天人合一源于农业技术不能掌控的自然环境;情理精神生成于以亲族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环境;伦理本位奠定于以情理精神为基本原则的规范环境.然而,现代学校作为起源于西方社会的组织机构,本身所构成的生态环境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的冲突,这种冲突经常使现代学校所传承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种"僵死"的文化.因此,提升学校教育中传统文化传承实效性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在学校中要创设出与传统文化兼容的环境,使学校中的传统文化鲜活起来,从而在根本上为学校中传统文化的高效传承扫清障碍.     

论“诚斋体”对南宋诗风的转关作用

杨万里是宋代诗坛扭转风气的诗人,其“诚斋体”是建立在对“江西诗派”批判基础之上的一种崭新诗体。它“新”“奇”“活”“快”的诗歌特色及“向自然和生活要诗”的诗歌创作途径极大地影响了南宋诗坛,为南宋诗歌迅速摆脱“江西诗派”的诗风笼罩,走向现实人生起了关键作用。由于他早年学习“江西诗派”,所以“诚斋体”对它的反拨也就格外的明显,特征也就格外地突出,在诗坛上的地位和作用也就尤为独到。     

论熊大木对历史演义小说的贡献

为了探讨熊大木创作对历史演义小说发展的影响和贡献,把握其发展脉络,运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交叉互动法、比较研究法及实证、分析与归纳的研究方法,认为熊大木小说给后来的历史演义创作提供了一系列的借鉴作用;熊大木在题材内容、小说观念及编创方式三个方面对历史演义小说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考工记》车的象征意义解析

“天人合一”是学界论及中国传统设计时常用的术语,然而多数只是从传统设计产品的外在形态上作表面的阐述。通过对《考工记》里的车的象征意义作深入的剖析,揭示了当时“天人合一”造物观的早期形态。     

"穷人经济学"与"三农"问题

以经济收入高低为标准,现实社会中的人可以分为“穷人”和“富人”。“穷人”和“富人”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规律和经济利益,所以就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学“穷人经济学”和“富人经济学”。“穷人经济学”倡导经济收入和相关资源的分配应该向穷人倾斜。按照“穷人经济学”的理念,解决“三农”问题有三个答案“多予少取”、“农业保护”和“统筹城乡发展”。     

六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之学术变迁——以研究假设和研究取径为中心

观察六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的学术变迁,研究假设和研究取径是两个兼顾理论与实践的最有效的分析概念。因为在不同时期的研究假设和核心概念之下,均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学术问题、视角方法与之相辅相成,形成具有某种规范意义的研究模型。六十年来,中国大陆的辛亥革命研究经历了革命史—事件史、现代化史—社会变迁史、后现代视野—社会文化研究三种模型的变迁和兴替。革命史—事件史模型的典范期是20世纪50—60年代,80年代为其发展期。现代化史—社会变迁史模型形成于80年代,在90年代深入发展。后现代视野—社会文化研究模型则在21世纪以来的辛亥革命研究中崭露头角。时至今日,方法视角多样、边界模糊的辛亥革命研究日益成为主潮。辛亥革命研究的学术变迁,是六十年来时代变迁的反映;辛亥革命研究的发展和走向,也必定存在于其对新的时代问题的关怀之中。     

王蒙的文学研究与评论

王蒙的文学研究和评论很有特色,不同凡响。他称赞《红楼梦》是伟大的混沌,与宇宙相通;对宝、钗、黛三个文学史上的典型人物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指出李商隐之所以为李商隐,李商隐之最最独特的贡献,在于他那些为数并非很多、意境迷离、含义曲奥、构思微妙、寄寓遥深的七律“无题”诗;李商隐身世的悲剧性,除了社会历史、派别斗争的原因之外,也可以从他的性格特点上找到一些根由。王蒙的人物评论,体现了一个作家兼批评家的“才、胆、学、识”。     

中国古代文论中意象批评法形成的思维路径

意象批评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语用环境中,批评话语所传达的意义不是话语中使用的词汇本身的意义,而是这些词语组成的“意象”所蕴涵的内在意蕴。意象批评法按照如下思维路径逐步得到确立:首先是由玄言思辩所促动的“言意之辨”与“象”的提出,然后是由于佛学浸淫而在文学思维中形成的“物—心志—物象”主体融入模式,最后是“取境”思维导致的语用学意义上的“意象”运用。     

传统取象比类思维的认知与评价

取象比类思维肇始于群经之首《周易》.它是中华传统思维的主要形式之一.它与现代类比推理有所不同.汉字的建构离不开这一思维;古典诗歌创作也得益于此;更重要的是它是诸子百家及儒道释历代思想智慧的基础.它不仅是"天人合一"智慧的体现,也是中华审美型文化智慧的体现.对它的认知与评价不仅关乎中华文化价值观念的合理性,而且关乎要不要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对它持一种严谨、审慎、辩证和包容的态度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