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传统公私关系文化的反思

在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对待"公"与"私"关系的主导思维方式是"崇公抑私",其目的是实现"大公无私"的理想政治境界.但这一"大公"的理想境界却又不得不依赖君主专制这一"大私"的方式来实现,由此造成传统社会中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公私两无"(即理论和现实脱节)的尴尬局面."私"之不存,"公"则不立,这是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崇公抑私"思维方式对近代乃至现代中国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有着重要的意义.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所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则体现了我国在对待公私关系问题上的最新思考和重大理论突破.     

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时间”概念

体验的普遍特性就是“现象学时间”，现象学时间是内在的，它属于体验本身。客观时间因其超验性而被悬置起来。现象学时间的结构表明：现在的原印象被“滞留”的边缘和“前摄”的边缘包围着。过去、现在、未来这三重意向的“瞬间”都是知觉。我们对内在时间视域进行反思，发现了先验主体的存在方式，也因此明白：对象和世界是在先验主体和内在时间意识中——也即是在“活的当下”中——自身构成的。     

明清之际“私”观念的兴起及其社会史关联

有关中国“公私”这一思想史上的问题 ,海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一些讨论。我也曾发表过一篇论文 ,题目是“中国哲学中的‘公私之辨’”。[1] 在这篇论文中 ,我从宏观上讨论了中国哲学中“公私”观念的基本意义及其演变 ;其中第三部分的标题是“‘私’的抬头及其合理化倾向” ,我简要地考察了明清之际作为与“公”相对的“私”是如何被自觉并被合理化的。作为结论性的东西 ,最后我指出了中国“公私之辨”存在的问题及其克服的途径 ,强调要形成良性互动的“公私关系” ,就需要划定“公私”的界限 ,因为“大公无私”就容易成为其反面的“大私无公…     

城市“新老人”的群体特征与代际责任研究

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新老人”进入大众视野。与传统老人相比,城市“新老人”经济自足、心态年轻、积极参与社会。受个体化进程与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为自己而活”的价值理念在现实中常常与代际责任构成了明显的张力。城市“新老人”运用重新定义代际责任、重新分配时间和人力、赞助子女金钱、购买家政服务等策略来应对自我实现需求与代际责任的冲突。城市“新老人”的出现为未来养老服务的发展带来了新思路与新挑战。     

皮尔士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开端

美国经典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例如“活的怀疑”“确立信念”“思想作为探索”“科学方法”“科学实在”以及“可错主义”等的起源和发展,在查尔斯·皮尔士的两篇早期哲学论文中得到重点的讨论和分析。思想过程作为信念的确立或知识的获得,不再是一种仅仅理论沉思的过程,而更是作为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探索程序和步骤。在经典实用主义看来,思想的本性在于探索发问,对出现的问题提出假设,实验验证或纠错,建立新信念。实用主义哲学展现出“美国哲学”如何从一种“在美国的欧洲哲学”的形态,发展成为一种“从美国来的哲学”。这也成为后来所谓“美国精神”的基础和蓬勃发展的20世纪美国哲学的先声。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构建的传统人伦基础——以康有为“天民”论述为中心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的观念构建,可以通过与“民”相关的概念集群来考察。既定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研究主要基于外来观念框架,只关注“国民/公民”作为政治身份构建的基本概念;而“天民”作为本土性的身份概念,更富有传统伦理层面的基础性意义,为晚清士人熟知却被后人所忽略。其实,在康有为对“大同至公”理念的论述中,“天民”与“国民/公民”只是同一身份观念的不同表述,天民观念以男女夫妇为逻辑起点,依照人伦秩序逐层展开“独立”与“平等”的价值讨论：“独立”运用于“人道”语境,并非论及个体理性,而是重申合乎公理的“人欲”;“平等”运用于“人伦”语境,并非讨论自然权利,而是抹平等级差异的家国天下关系重构,由此呈现的逻辑顺位是,“民”首先是道德主体,其次才是政治主体。以康有为的“天民”论述为中心,回到晚清政治反思与伦理重塑的问题域,发见近代政治身份观念构建过程中的伦理基础,及其在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自有其必要。     

改写与重塑:再论金朝开国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金史》记载完颜阿骨打于公元1115年建国称帝,国号大金,建元收国,长期以来一直被奉为信史。刘浦江先生撰作《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一文,首次对《金史》的开国史叙述提出深切质疑,引发学界争议。在刘文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宋元文献及石刻材料有关金朝建国记载的仔细考辨,能够大体复原出金初历史的真实面貌。阿骨打当于辽天庆七年(1117)采纳谋士杨朴的劝进意见,称帝建国,国号大金,建元天辅,《金史》所记开国史乃是出于金修《太祖实录》时的改写与重塑,并不可信;至于刘文提到的吕颐浩所谓“女真于宣和四年(1122)方建国号大金”之说也不准确,它所反映的史实可能是金朝从“大女真·金国”的双国号制向“大金”单一国号体制的转变。     

一本逊清朝廷的政治斗争实录——论《王忠悫公哀挽录》及相关问题

1927年,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因其国学大师的学术地位和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的身份,而引起中日学界、政界深度关注,相关追忆追思之诗文数量甚多。两个月后,在罗振玉的统筹下,由王国维之子王高明等具名编辑《王忠悫公哀挽录》一书,略见一时之思之情。此书中虽全文照录溥仪之诏书,但未见罗振玉代拟代奏之遗折,这与罗振玉的特殊心理有关。《哀挽录》序出自罗振玉之手,但署名“沈继贤”,对以郑孝胥为代表的晚近士大夫进行了道德人格上的尖锐抨击,带有檄文色彩。罗振玉自称先后犯三死而未能,并非虚饰之言,而是深契其当时处境与心理。吴可读、梁济与王国维,被认为是晚近五十年间三位尸谏殉节之士。《哀挽录》一书除了悲音悲情,还夹杂着不少隐喻,实际上是当时逊清朝廷政治斗争的一次集中反映,对于了解当时的政治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合同之类型化研究——《合同法》第52条第4项之解释适用

《合同法》第52条第4项中“社会公共利益”系不确定概念,在司法裁判时需加以价值补充方可适用,学界将此项内容作为公序良俗条款加以研究,认为其系合同的效力判断标准.国内现行法律规定中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的条款主要分为公法和私法两类,而公法均从政府征用和征收角度探讨,对合同效力判断参考意义不大,在私法中对于该条也未加解释.实践中,应将“社会公共利益”类型化,按照具体案情而非纯粹按照逻辑进行分类,对不同类型的违背公序良俗合同进行研究,提取共同点,同时也应分别研究其个性特点.     

礼县大堡子山秦陵墓主考辨

自上世纪末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春秋早期秦墓惨遭盗掘的十多年来,学界对劫余后经考古发掘清理的两座秦公大墓之主多在襄公、文公、宪公及夫人间考虑,迄今认识不一。本文拟以文献所记和考古发现资料作为考证依据,认为大堡子山必有以秦公礼制而葬的静公大墓,通过M2是在M3连同车马坑建成后夹挤其间的奇特葬格局;两座大墓连同车马坑在内的整个墓地统一大面积覆盖纯匀的五花土,表明两座大墓是同时埋葬或同时封填墓口的遗迹;随葬器型、纹饰尤其铭文书体的差异只体现在M2一墓所出的器物上这一奇怪的差异以及十多年来国内外相继出现的各种迹象表明是出自大堡子山的秦子器,尤其秦子簋盖夔纹确切证明秦子簋是大堡子山的出土物。“秦子”,即秦文公太子静公等考证,认为两座墓之一M3为嬴秦第二代国君秦文公之墓,型制较小的M2则是未享国而卒的文公太子静公墓,即以秦公礼制而葬的秦子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