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生活能选择吗？永远都像现在这样,我羡慕你清闲,你羡慕我钱多。——姚明对朋友说     

九秩学耆 墨彩绝艳──文化大家冯其庸

<正>冯其庸简介冯其庸,名迟,字其庸,号宽堂。江苏无锡县前洲镇人。1924年2月3日出生。中共党员。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学会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联理事、《红楼梦学刊》主编等职。以研究《红楼梦》著名于世。     

雪山寻梦

1933年,就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作家希尔顿发表了他最畅销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该书延续了欧洲人寻找东方理想国的叙事传统,塑造了一个深藏在藏地的世外桃源。希尔顿仿照藏文的发音,给这个桃花源取名为＂香格里拉＂（Shangri-la）。     

现代文学期刊“塑造”作家方式的发生——从《小说月报》“塑造”冰心说起

现代文学的发生离不开现代文学期刊的孕育,作家、文学与文学期刊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密.文学期刊运用什么方式来推介能代表自己文学主张的作家,从而推动自己刊物的发展,可以说是文学期刊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考察现代文学第一份纯文学刊物——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对冰心的塑造方式,可以发现,《小说月报》对“冰心”的塑造开创了五四以来作家、作品、读者(批评家)、文学期刊紧密结合的传统.而这样一把双刃剑的形成,为其后现代文学场域中出现的国家权力或市场权力渗透导致的“伤害”提供了资以借鉴的反思路径.     

文化分层中的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

民间文学是与作家文学并行的一门独特的语言艺术.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所需求的不同的文学样式.本文拟用文化分层的方法研究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以及两者的关系,即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放入文化的四层次说(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中的心态文化层进行理解,进一步将两者分别归入心态文化层中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层次进行分析,以期更好地确认民间文学自身及其与作家文学的关系.     

莫言的自信

在文学圈里我本是归入诗人行列的,不写小说,也不搞评论。莫言一获奖,一下子把我抛到了小说和评论的延伸处。这也难怪,获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作家多少年来的一个梦想,现在梦想成真,莫言成为中国籍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曾凭借长篇小说《灵山》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国人中凡是关注文学或有点阅读兴趣的     

感觉感觉,还是感觉

作家的感觉器官,应该成为监测并记录社会变革的雷达,异常灵敏,迅速捕捉到各种细小而微妙的变化。不仅目明耳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而且嗅觉、味觉、肤觉,都伸展出敏锐的触角,仿佛布下天罗地网,让一切无所逃遁。遗憾的是,包括作家在内的当代人,感觉钝化,神经麻木,常常视而不见,充耳不     

新时期女性作家对女性身体美学的重构策略及意义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身体美学也是由男性的历史之手制造并且是符合其男权中心主义需要的,这种男性的美学表现出对病弱女体的偏爱。新时期女性作家重构了女性身体的美学范式。这一美学重构是通过女性身体的健美与男性身体的丑弱对比．以新的眼光设置女性身体描写的空间来实现的。当代女性作家通过对女性身体形象的重塑,传达出女性建构新的自我的努力。     

构筑报告文学新的长城：交流·对话·反思，——2011年全国报告文学创作理论研讨会述评

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办的全国报告文学创作理论研讨会于2011年7月26日在中国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告文学作家、编辑和评论家37人,围绕新世纪报告文学发展态势及存在问题、报告文学公众影响力问题、报告文学理论建构问题、报告文学创作长篇和短篇如何贴近现实问题、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非虚构写作的关系问题等主题展开深入的交流、对话和反思。现将会议交流材料和讨论精要综而述之,鉴往思来。     

无法触底的创伤记忆——从右派形象的嬗变探索王蒙创作的精神源流与归宿

王蒙是一位经历过"五七"之难的右派作家,在"文革"结束后复出文坛。最初,他把笔下的右派形象定位为坚定的革命者,将灾难视为磨练意志的一种方式,以革命化叙事策略屏蔽了历史创伤。1990年代以后,他重新审视历史,其笔下的右派形象也呈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特征:他们不再具有坚定的革命性,而是在惶恐不安中失去了自我身份认同,在右派们变矮的精神世界里,互为沟壑的精神虐杀暴露出人性的丑陋——"五七"之难的创伤记忆呈现出斑驳的印记。在早期的右派形象塑造中,王蒙改写了自己的受难经历,一方面是当时政治话语形成的潜在的文化控制使然,另一方面也源于王蒙与主流意识形态同声合唱的内在愿望。王蒙多次提及苏联文学对他产生的影响,但他并没有承袭来自俄罗斯思想中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事实上,他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难脱干系的胶着状态影响了他的独立性和判断力。王蒙后期所塑造的右派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创伤记忆,但他并没有将苦难进行到底,因为他不希望自己所书写的创伤记忆成为一种对历史的"剑拔弩张"的追问,他笔下的右派形象在困窘中借助于日常生活的力量来熨帖受伤的身心,在灾难中以调和的姿态和传统文化的逍遥精神化解不幸,这种态度无疑影响了他问难历史的深度。因此,那些没有被时间风干的疼痛,最终只能成为无法触底的创伤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