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框架下共同富裕的理论维度

中国式现代化框架下,从多重理论维度深刻认识共同富裕十分必要。共同富裕具有明确的现实定位,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其涵盖人口规模巨大的“全体人民”,具有物质精神齐头并进的深刻内涵,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前提,立足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际格局。共同富裕具有坚定的理念坚持,以以人为本为根本原则,以社会公正为价值前提,以困难群体为重点关照,以内部增能为行动指向。共同富裕具有明晰的实践指向,以做大蛋糕分好蛋糕的效率统筹为共同富裕强基,以对社会公正的不懈追求为共同富裕铸魂,以对内生动力的持续关注为共同富裕发力,以对民生福祉的特别关照为共同富裕着色,以以人为本的整体系统观念为共同富裕固本。     

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创立发展了“三农”思想。不同发展阶段,虽然“三农”思想的侧重点不同,但党的领导集体始终把握“三农”事业科学发展的脉搏,并把发展农业、建设农村、尊重农民作为始终如一的使命追求,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农”之路。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农民参与:缘由、现实困境与对策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农民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力量。但是,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基层政府仍缺乏现代治理理念并且习惯采用硬性的治理方式,缺乏与农民的柔性互动,这使得农民参与积极性低,加之农民主体意识淡薄、乡村人员外流,严重阻碍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基层政府应从树立现代治理理念、采用柔性的治理方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培养农民主体意识四方面入手来促进农民参与。     

现代化精神家园的省思与建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意蕴

从传统到现代,精神家园是人们须臾不能离开且葆有深厚生命意蕴的存在根基。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诉求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需要直面解决西方资本主义方式现代化道路引致的精神家园失落的现代性困境,引领中国人建构现代化的精神家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现代化道路把“以资本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变革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价值,旨在根本改变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引致的精神家园失落困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引领中国人建构现代化的精神家园,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培育精神家园充盈的文化自觉意识,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思想关系。     

基于“互联网+小农户”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路径探索

小农户家庭经营是目前我国主要的农业经营形式,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大国小农”的格局不会改变,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必定是基于小农家庭经营基础上的现代化。在小农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还面临“技术设施瓶颈”“组织瓶颈”和“人才瓶颈”亟待破解,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可以为小农家庭经营注入新的活力,将农业改造成有较高收益的产业,使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我国应加快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建设,加快构建与信息化相适应的农业经营组织,加快培养新型农民,探索出一条基于“互联网+小农户”的农业现代化的新路径。     

数字经济下商贸流通业效率提升的路径分析

商贸流通业效率提升和转型升级,是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持。我国商贸流通业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仍然存在流通企业规模小、城乡发展不平衡、信息化水平不高等问题。以数字经济推进商贸流通业转型升级和效率提升是未来发展的趋势,需要通过在生产方面形成柔性供应链、在销售方面形成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在物流方面形成数字化智慧化物流体系、在融资方面利用互联网供应链金融等渠道提升商贸流通的效率;需要进一步推动现有产业的数字化程度,培养契合产业需求的数字化人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凝聚多方共识,加强各国数字经济领域的开放与合作,从而促进商贸流通业的转型升级。     

数字乡村治理的限度与优化策略——基于治理现代化视角的考察

数字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是建设数字中国的关键内容。立足国家大力建设数字乡村的时代背景,从治理现代化视角出发,深入剖析数字乡村治理的有限性。研究发现,数字乡村治理现代化体现为底层维护、技术赋能、服务共享和伦理保障的运作逻辑,推动乡村治理达到全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现代化样态。但由于数字技术运用边界的模糊,难以平衡简约治理与复杂治理的矛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技术安排与制度安排的困境、权力意志与民本意志的冲突,致使数字乡村治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有效发挥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优势价值,未来需要契合乡村空间场域、合理划分技术类型、重塑组织制度结构以及回应村民切实需求,从而更好地保障数字乡村的治理适应性、匹配度、有效性以及价值性,最终实现数字乡村的治理现代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