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清末民初商会仲裁制度

近代以来,传统中国的帝国秩序逐渐走向崩溃,国家与社会力量不断调整。清末民初政府有意识地培育了商会及其裁决职能,以应对司法体系在解决商事纠纷方面的不足。对于商会裁决,政府采取鼓励与限制并行的方针,在推动商会实现其商事裁决职能的同时,又力图避免其权力扩张对国家权力的侵夺。在实践中,商会与官府密切合作,但由于国家权力的主导性,商会裁决始终处于依附和辅助性地位。商会裁决更多地体现了近现代仲裁性质。清末民初仲裁制度的兴起过程,显示了政府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彼此博弈、相互依存与合作,同时也体现了当时弱势国家、专制政府的选择和仲裁制度发展的规律。这一历史进程对当代仲裁制度的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那些爱的“傻事”

正有些时候,你往往会做些傻事?但你知道,这不为别的,为的是亲人的心……1周日回老家,我随口说了一句:在济南根本买不到好的玉米面。放行李的工夫,老妈就下了楼,一小时后才气喘吁吁地回来,提了一兜子玉米面,说:是在最好的一家杂粮     

近代商会与中国的民族主义

近代中国商人阶层的形成,有别于传统以地域或血缘为纽带的商人群体。商人的视域更加宽广,这是清庭新政中倡导商会建立的副产品,同时商人作为一个现代阶层也逐渐意识到了一个统一民族的存在。在列强殖民、国家危在旦夕的情况下,地方意识逐渐弱化。商人们开始从更大范围内解释自己目前的处境,逐渐产生了忧患意识与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早期现代化之路反思--清末新政与济南自开商埠纵横谈

中国早期现代化之路崎岖坎坷,济南清末新政和自开商埠前后的早期现代化之路呈现巨大反差,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结合近代中外大背景,探讨济南及中国清末新政前后早期现代化巨大反差的原因,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发人深省。     

淳化街道争创“五星级商会”

江宁区淳化街道商会多年来．一直是江宁区先进基层商会，2005年被评为市先进基层商会．今年以来．该会认真按照五星级商会的创建标准，扎实推进商会建设的各项工作，已基本达到了“五星级商会”的标准．     

历史人类学与西南民族地区商会史研究范式的构建

开展中国西南民族地区商会史的研究,对深刻认识20世纪以来中国民族边疆地区的社会转型,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借鉴历史人类学相关的研究视野、考察方法和关怀旨趣,构建民族地区商会史的研究范式,不仅有助于这一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也能弥补以往商会史研究的诸多空白和局限。     

济大新秀

范丽敏 女,1973年生,山东鄄城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浙江大学中文系、东南大学艺术学系博士后,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山东省近代文学学会、山东省民俗学学会、中国金瓶梅学会会员。     

1934年天津商会改选纠纷与地方政府应对之策

1934发生的天津商会改选纠纷,缘于天津同业公会对商会的多年严重不满,主动向商会发起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可视为同业公会力量壮大之后制衡商会规范运行的一次重要行动.面对同业公会的公开责难,天津商会严词反驳,并将改选不断拖延的原因归结为同业公会不配合,致使纷争愈演愈烈.天津党政当局在此情形下不得不出面调解这场纠纷,但纠纷仍延续长达半年之久,对工商业发展不无影响,一部分同业公会也改变态度盼望尽早结束纠纷.直至1935年1月底才在党政当局主持下,依照国民党中央新颁发的人民团体整理办法对天津商会进行整理和选举.透过此一案例,对主动或被动卷入纠纷的商会、同业公会、地方党政当局之复杂历史面相均可获得重新认识.     

论清末官商权力的共进——以清末山会商务分会的“理案”为中心

通过分析清末山会商务分会的“理案”材料,可以发现相当比例的案件并不是商会独立理处的,官权多多少少地介入其间。官员通过“官批商办”的形式,借助商会的理案职能去处理纠纷,增强了官权对商民群体的渗透能力。此外,得益于商会的“牒官权”,商民可以通过商会与官员联系,从而打破书差对商民与官员的沟通渠道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差役的权力,使官权可以更顺畅地向商民群体渗透。而商会则通过“牒官权”引官权自重,狐假虎威地借助官员的权威,增强自身的权力。官员与商会的权力,在“理案”过程中,相互配合,共进共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