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国际合作:从交流到交融

正高校国际合作正从过去的"姐妹式"或"兄弟式"的联合,转变为喜结连理的"夫妻式"联姻,真正实现从"交流"到"交融"转变。武汉大学李晓红校长在参加第二届中国教育国际化与信息化论坛时发言指出:"我国高校的合作与交流,可以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或归纳为四种主要形态:从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引导下的高校人员互访,到其后的教师互派,到后来的学生交流,到现在的包括中外联合     

新书快递

李德复先生新作《不言放弃——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兼地主阶级后代的自白》(已在新浪博客及起点中文网连载),于2010年7月由武汉出版社出版。现在各地新华书店销售。作者以平静睿智的笔调娓娓道来,把自己如何被五次打成黑帮、反革命又如何得到平反,晚年如何战胜癌症又如何在狂风暴雨中、黄昏夕阳下重获新生的不凡经历展现在读者面前,其中既有半个多世纪的刻骨痛苦,又有内心深处的衷心忏悔,是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地主兼官僚资     

精神屹然 天地璀璨——浅赏《西柏坡之恋》

如今,西柏坡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有的精神家园,并以不可阻挡之势八方蔓延,愈发繁华。我们欣喜地看到,西柏坡精神已穿越时空,昂然屹立在东方之巅。《西柏坡之恋——张志平诗词暨名家书法精品集（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正是通过作者饱含真情的诗词,以书法为主,以篆刻、图片为辅,把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怀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向世人捧出了一部内涵丰厚、意韵深远的西柏坡巨著（重达十斤）。     

浅谈职业技能培训教材的营销策略——以1＋X职业技术·职业资格培训系列教材为例

职业技能培训教材一般突出适应职业技能培训的特色,使通过学习与培训,有助于读者通过鉴定考核,读者通过有针对性的系统学习,能够真正掌握与职业相关的核心技术与操作技能。目前,我国出版职业技能培训教材的出版社有多家,不同出版社按照不同的出版领域、专业方     

言论

数学是最浪漫的,它比世上任何语言都要煽情。9对3说,我除了你,还是你;4对2说,我除了2,还是2;1对0说,我除了你,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0对l说,我除了你,就只有孤独的自己。——浙江大学数学系老师蔡天新 我希望老师像导游。——“我希望老师像导游……而不像园丁,修剪掉我们不听话的枝丫,最终让我们长成了只会听话的植物。”     

云南《清真铎报》影印本出版

正由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所长、云南省回族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姚继德教授历经20余年收集抢救与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古籍文献研究所所长雷晓静编审合作共同整理主编的民国时期云南回教俱进会创办的两份重要会刊《清真月报》和《清真铎报》影印本,2014年1月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完整记录辛亥革命至1949年底,全国和云南省回族政治、历史、文化、教育、宗教等各方面历史的一份重要的档案文献,再现了民国时期云南和全国回族社会的真实历史面貌,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收藏价值,     

《回族对中阿经济文化交流的贡献:第二十次全国回族学研讨会论文集》出版

正中央民族大学丁宏教授主编的《回族对中阿经济文化交流的贡献:第二十次全国回族学研讨会论文集》一书,2013年8月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中国回族学会主办的"第二十次全国回族学研讨会"所收学术论文的汇编集,共收集30篇文章,分为"认同·交流"、"历史·人物"、"经济·文化"和"宗教·哲学"四部分。该书定价60元,欲购者请与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联系。联系地址: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邮购电话:0951-5044614。     

《回鹘文般若婆罗米多文献研究》出版

我国学者阿不都热西提·亚库普新书《回鹘文般若婆罗米多文献研究》(Prajnaparamita Literature in Old Uyghur)作为德国柏林科学院吐鲁番文献研究中心的丛书《柏林吐鲁番文献研究》第28卷于2010年在比利时Turnhout市Brepols出版社出版     

《唐安西都护府史事编年》出版

由石墨林编著、陈国灿校订的《唐安西都护府史事编年》,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新疆通史》研究丛书之一,2012年3月已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唐安西都护府于贞观十四年(640年)设立于交河,在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它成为唐朝统治西域重要的军政机构。《唐安西都护府史事编年》将已经出版的汉文正史、     

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

1936—1949年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组建与存废,无疑是民国学科史上较为特殊而重要的事件。受现代知识学科化和专业化的影响,彼时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置。竺可桢、张其昀则秉持"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创建史地学系,下设史学与地学二组,既造就史学与地学的专门人才,又特重二者的关联,以达专精与通识之间的平衡。浙江大学史地学系不仅在组织结构、课程安排及学术活动等领域独树一帜,还培养了大量史学及地学方面的通才与专才。它的创建与存在是竺、张二人成功掌控了学术机关与思想资源后,贯彻其理念的必然产物。在1949年的政权更替中,竺、张二人相继离开浙江大学,最终导致历史学、地理学分离。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意义,是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影响之下,中国学界有识者面对现代学科体系冲击的一种创新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