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劳动争议调整机制之路径选择——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带来的法律思考

越来越多的由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进入人们的视线,凸显出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过程中劳资关系的不和谐,以此引发集体劳动争议调整机制的构建的法律思考。我们应灵活调用传统劳工组织形式——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通过加强劳资共同决策来减少劳资矛盾,同时也要通过对集体协商的完善,对集体行动的制度化规范以及集体争议调解机制的构建等路径来预防与化解集体劳动争议,和谐劳动关系。     

试论审判权独立的反向思考

以三权分立思想作为审判权独立的根据在理论上存在不足,三权分立不是法治社会的标志,我国的审判权也不同于西方的司法权。我国的审判权包括普遍意义上的裁判权、具有自身特色的调解权、行政角色浓厚的判决执行权和在政法委统一领导下的政法委决议执行权。从制度功能来看,裁判权、调解权基本等同于司法权,是审判权独立的主体,并且为了防止法官以判逼调,调解权应当独立于裁判权。裁判执行权、政法委决议执行权因不具有居中裁判性质,不是审判权独立的内容。要求审判权完全独立是脱离了中国国情的空想;以审判机构的独立代替审判权独立犯了逻辑上的错误;没有独立地位法官的审判程序将无法克服程序内在的缺陷。审判权独立应当是具有独立地位的办案法官、办案程序与办案保障三者相结合的审判制度。     

唐代中国与阿拉伯海上交通航线考释

唐代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海上交通已很发达。由于两国商船来往频繁,故对由巴士拉出航,经波斯湾、阿拉伯海、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到中国的航线,或者从广州起航,经越南海域、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印度洋、波斯湾至巴士拉的航线,无论阿拉伯旅行家的游记,还是唐代的官方文书,都有详细的记载。尽管此前不少中外学者对这些航线有所考释,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简介

欧阳友权撰著的《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一书于2011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九章。第一章,数字媒介与文艺语境的变迁;第二章,数字技术与文艺存在方式;第三章,数字化文艺的文本形态;第四章,     

论股东优先购买权对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影响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要经过其他股东的同意,同时要受到股东优先购买权的限制。股东优先购买权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性质,其对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并对转让股东、其他股东和股东以外的受让人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股东优先购买权平衡了经济秩序和经济效率以及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和开放性之间的法益关系,在现代商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论公民的幸福权

伴随生存型向发展型社会的转变,我国公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有了更高的期待,由此催生了现代公民幸福权的日益彰显。本文系统性地论述了公民幸福权的科学内涵、公民幸福权的实践基础、公民幸福权的有效途径。     

试论我国妇女就业权的法律保护

妇女劳动就业权是妇女获得并保有财产权利的重要途径和保障,也是实现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的先决条件。深入了解保护妇女就业权的法理依据,分析我国妇女就业权保护的现状,进而探索促进和保障妇女实现就业权的对策,对实现男女平等,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论适合我国国情的鉴定主体资格模式

国际上鉴定主体资格主要有两大体系 :鉴定人原则和鉴定权原则。这两大体系各有利弊 ,各国法学界都在寻求更为合理的鉴定主体资格模式。当前我国鉴定主体资格模式主要以鉴定权原则为主 ,但在司法实践中 ,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和弊端 ,急需寻求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鉴定主体资格模式 ,以便能够科学、客观、公正、合法地进行司法鉴定工作     

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在数据反垄断领域的意义及其实现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5条引入了个人信息可携带权,这一权利不仅具有私法上强化个人信息合法权益保护的意义,更具有在公法层面促进数据资源流动、在竞争法层面打破平台数据垄断的多重法律定位。目前互联网经济背景下平台数据垄断形成的用户锁定效应与独宿现象难以突破,其根源在于双边商业模式对立足于传统一对一交易模式的反垄断法提出了新的挑战。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具有突破双边商业模式带来的信息传递阻碍,直接打破平台数据界限的积极作用,还可以成为平台垄断监管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在反垄断法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     

宅基地改革：制度逻辑、价值发现与价值实现

宅基地改革是一项复杂且长期的任务。试点地区在开展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时,应关注“价值发现”和“价值实现”两个维度。既要解决价值的“欠账”,提供对新增农村人口的居住保障,延续宅基地制度的福利功能;又要回应乡村的实际需要,探索过去并未发现、或已发现但无法实现的价值。试点地区在“三权分置”探索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发现价值和实现价值的经验,下一步,建议继续充分给予地方灵活制定宅基地政策的空间,引导地方探索有效的价值实现路径;更加注重保护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益,进一步合理把握宅基地改革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衔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