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不败而败的中法战争

另一个秘密战场 1884年（光绪十年）,法国人在中越边境和中国东南海疆点燃了战火,但他们知道,最大的胜利不是来自战场,而是来自谈判桌,于是他们对清政府一边打一边拉,武力与诱和交替进行。     

海疆迷失:对中国传统海疆观念的反思

中国传统海疆观念是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的反映,具有弛张更替、强干弱枝、守土防御等特质."天地君亲师","安内攘外"、"重陆轻海","和柔四夷"、"以夷制夷"等传统疆国观念是其产生与发展的渊源.这些传统海疆观念缺乏对海疆观念整体性的把握,延缓与桎梏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的整体成长,加大了民族间的隔阂,不利于民族间平等交往.     

康熙帝海疆政策反复变易析论

康熙朝海疆政策屡有变革,这缘于对客观形势变化的因应.由于康熙本人及其大部分臣僚不熟悉海洋,制定海洋政策的分寸就很难把握.来自地方和民间的奏章和呼声,有的无法上达;有的虽然上达,也不一定马上被中央所理解和认可,直至变成政策.当政策施之于实践时,不同的官员又往往有不同的理解和应对态度,执行起来又会多种多样.正因为康熙帝力图沟通中央与地方、把握各方面的实态并及时调整政策,才导致了康熙朝海疆政策中时禁时开、时严时弛、多有反复的现象.     

海洋区域治理视域下的月港“二十四将”叛乱

嘉靖四十年(1561)爆发于福建海澄地区、前后历时8年之久的月港"二十四将"叛乱,是明政府海洋区域控制薄弱,地方各种势力相互争胜以至失衡的结果。面对延续时间长、破坏惨烈的叛乱,各种官民力量在海澄设县事务上积极建言、悉心规划与切实施行,可以说海澄县的设立是官府加强海洋区域治理的一个标志。实践表明:政府行政力量在海洋区域治理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单纯的民间治理无法真正实现海洋区域的有序化。     

“嘉靖倭患”再议

明代素有“北虏南倭”边疆之患,其中“南倭”为患一度甚烈,前期可举洪武朝,后期则为嘉靖朝。不过,“嘉靖倭患”究竟始于何时,学界尚有不同意见。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嘉靖二年”说与“嘉靖二十六年”说,不仅存在对中日勘合贸易制度以及当时中日关系过度解读的问题,亦是视明清时期中国“闭关锁国”观念的进一步固化,并将倭患爆发的原因指向明王朝实施的海疆政策,进而淡化了日本在东北亚海域侵略扩张的史实;“嘉靖三十一年”说则只是关注到了是年倭患爆发的表象,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日本方是“嘉靖倭患”的始作俑者。实际上,嘉靖三十年,日本大内氏灭亡造成日本国内局势失控、明政府诏准“请宽海禁”造成中国海防废弛,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之下,才最终导致了嘉靖三十一年的倭患爆发。     

海疆的学术概念、认知演进与研究界定

海疆史是中国边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海疆史相关理论构建迫在眉睫。如何界定海疆是海疆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海疆的概念与内涵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深化。在当下学术研究中,关于海疆的地理界限有“纯海洋论”和“海陆并重论”两种观点。中国海疆有着横向和纵向两方面的变化,在对外碰撞、对内治理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中逐渐形成。研究海疆问题,要回到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下,探究时人思想观念中的海疆。海疆史研究应当明确自身定位,并与其他研究领域相区别,既要关注当今时代的海疆问题,也要重视中国古代固有的海疆形成和治理的发展脉络。     

边远地区设置行政特区建制构想——基于三沙市、罗布泊镇、玉麦乡建置悖论的分析

根据行政区划理论及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人口是行政建制的基本要素,因此,在几乎为无人区的三沙设市、罗布泊设镇、玉麦设乡是与理论和现行法律相悖的.在类似三沙、罗布泊、玉麦等边远地区应当设置行政特区建制,这样不仅有利于建立高效、专业化的行政机构,也有利于国家功能分区战略的实施以及解决一般行政建制带来的政权建设矛盾.为此,应加强行政特区建制设置调研和试点、适时修改并完善相关法律.     

中国古代海事活动与海权意识

中国拥有广阔海疆,历来就是海洋国家。先秦早有相关活动,沿海一些诸侯国已经具有海权意识之萌芽。秦汉率先确定包括南海在内之海疆,并进行管理巡视。三国时期东吴孙权积极推动海上发现,提倡航海事业。西汉以来开辟之＂海上丝绸之路＂,经唐、宋、元历代继承并发扬光大,对外贸易与造船业等均居世界领先地位。明初郑和七次下西洋发展至巅峰,揭开15世纪之＂世界航海世纪＂之序幕。惜乎明清海禁,致使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海上强国,乃有近代饱受欺凌之痛。但是中国仍旧拥有包括南海诸岛在内之神圣主权,不容外人轻易觊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