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内容可信度对消费者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的影响——以江苏省为例

深入研究外部信息传入特别是信息内容可信度对消费者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的影响对中国政府转基因科普宣传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江苏省消费者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信息内容可信度等因素对消费者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的影响,具体来说,定量研究积极属性信息内容和消极属性信息内容对不同风险人群(所有样本、低风险人群、高风险人群)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部信息传入更容易影响低风险人群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积极属性和消极属性信息内容可信度分别显著正向和负向影响低风险人群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且前者的作用较大。积极属性信息内容可信度对高风险人群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的影响较弱,而消极属性信息内容可信度对高风险人群几乎没有影响。     

被误读的与被误解的：中国语境中的伯林

在中国语境中,伯林的被误读与被误解现象主要有四种。第一,消极自由被误解为不做什么的自由。而实际上,消极自由不是不做什么的自由,而是没有外在的人为障碍状态。第二,积极自由被错误地等同于古代人的自由。然而,伯林的积极自由并不一定就是古代人的自由,而古代人的自由则必定属于积极自由的范畴。第三,多元主义被误读为相对主义。但是,在伯林看来,相对主义的核心特征是主观性与不可理解性,而多元主义的核心特征却是客观性与可理解性。第四,多元主义被误认为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尽管伯林早年认为多元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基础,然而,晚年却认为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没有逻辑关联。     

道德评价中的消极手段偏差

消极偏差是指与同等强度的积极事件相比,消极事件对人们的心理影响更大.基于消极偏差在社会现象中的普遍性,我们预测,相对于积极手段,以消极手段达成目的对道德评价的影响更大,更容易导致负面的评价.我们称之为道德评价中的消极手段偏差.在本研究中,我们让被试对一些假设的道德情景进行评价.实验1发现:相对于通过作弊提升自己,通过作弊贬低对手而使自己获益的行为被评价为更不道德.实验2发现:相对于通过作弊提升相关利益方,通过作弊贬低其对手而使相关方获益的行为被评价为更不道德.两个实验一致地证明了道德评价中的消极手段偏差.     

编辑审稿中的非学术因素及排除之策

学术期刊是学术和学科建设的重要阵地,应以学术性作为编辑审稿工作的唯一标准。然而,在现有学术评价体制的影响下,这一工作受到了诸多非学术因素的消极干扰,如以作者身份的高低而非稿件质量的高低来取舍稿件。这一非学术性倾向直接影响了审稿的公正性,也削弱了编辑审稿活动的意义,是学术评价异化的一种反映,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和健康发展。编辑应该强化责任意识,自觉克服心理因素,排除思维定势,提高学术判断力,重视学术新人的发现和扶持,从而有效发挥学术期刊在学术和学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知识主体的突进与退隐:从笛卡尔到福柯

在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传统中,哲学家们倾向于把主体和客体理解为他们各自规范的知识观念所要求的必要功能。在古代哲学家们的思想中,自然和客体知识的可能性问题受到主要讨论,但没有明确地思考主体问题。近现代主体观的兴起所依赖的个体观念只是在后来的基督教思想中才进入哲学传统。以个体观念为先决条件的个体责任的观念已然现身于奥古斯丁的著作中。奥古斯丁对自我的直接诉求,天才般地开启了笛卡尔的"我思"观念的源头。由此形成的笛卡尔的知识主体,是一个抽象的认识论的假定,一个消极的旁观者。康德有限度地追随了笛卡尔的主体观念,但把笛卡尔的作为消极的旁观者的主体改造成了积极的行动者。康德在知识观上的这种"哥白尼式的"革命,构成了随后德国唯心主义主体观的基础。整体上看,康德之后的主体观存在着一种越来越向笛卡尔的主体观和古希腊的主体观隐退的明显倾向,及至海德格尔后期和后结构主义,这种倾向最终导致了向古希腊知识主体的全面回归。     

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解

本文概述了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并在此基础上从自由主义演化的角度,对当代自由主义的分野——积极自由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及其两个基本概念“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作了比较充分的挖掘和探讨,从自由主义的实践意义到其学理特征,得出全文的基本观点:消极自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前提,积极自由是自由主义的终级目标,消极自由主义以个人自由权利为基本价值取向,积极自由主义则以消极自由主义的普适性的核心价值观为前提,谨慎地、理性地、渐进地追求积极自由。     

学习贯彻党章是党的建设的治本之策

今年1月6日，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提出了学习、遵守、贯彻、维护党章的要求，意义非常重大。从全局的意义上说，这是确保党在新世纪、新阶段重大政治任务完成的根本保证；而从具体背景来看，它又是进一步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确保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一方面，认真学习、严格执行党章是杜绝消极腐败现象的思想组织保证。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我们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在所有代价当中，党内腐败的高发，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所有消极腐败现象都是违背党章的；其二，认真学习党章、严格执行党章，就会为抵制消极腐败现象提供思想组织保证。由此可以看出，学习、执行党章与治理腐败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全党要通过党章的学习和贯彻，来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     

“翻译暴力”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文本没有终极的意义。翻译的主要任务是传达意义,而无法完全准确科学地获取意义则使源文难以逃脱翻译暴力的侵袭。中国典籍文化的深厚性使其在经过译者的理解和再表达后更易遭受种种损伤。翻译暴力有消极和积极之分,消极暴力阻碍文化交流,积极暴力促进文化交流。译者无法避免翻译暴力,所以译者的明智之举是切实规避消极暴力,适当采取积极暴力,以便忠实源文精神,守住伦理底线。翻译暴力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之间是矛盾统一的关系,译者应做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促进者,而不是阻碍者。译者在典籍英译中要坚决维护中国文化的正面形象,灵活运用积极暴力,增加源文的可译空间,努力促成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使中国文化在异域他乡广为流传,泽披天下。     

从奥尔森学说看孔孟消极革命观的积极意义

孔孟的消极革命观具有积极的意义，这在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逻辑分析中得到了最新 的说明，但孔孟消极革命观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     

论消极投资者权利的法律保护路径

我国市场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形态的投资,现行法律往往按照非法集资来处理,这种处理方式对保护投资者不利。出资后不直接控制或参与资金的运用,出资的回报主要依靠管理者或代理人等第三方的努力,构成消极投资者,与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地位实质上相同。应借鉴美国的做法,扩大证券的定义,将对于消极投资者的保护纳入证券法,开放投资市场,以证券法的制度规范非典型证券,以防止各种欺诈的发生,保护投资者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