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强制征购盛行的制度分析

强制征购在法律规定层面和实际执行层面上有着巨大反差,这是宋朝政府购买活动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之所以如此,与政府购买的量大急需、资金短缺、数价固定、吏治腐败、惩办不力等都有直接关系.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与政府购买的功能目标相一致,关键的问题是有关法规缺乏实施的保障条件和激励机制.     

再论“期权腐败”及其治理对策

"期权腐败"是一种事后受贿类的职务犯罪行为.国家工作人员离开一定职位并不是"期权腐败"的必备要件,在职期间的一些受贿行为同样也会构成"期权腐败"型职务犯罪.故"期权腐败"有在职型和离职型之分."期权腐败"型职务犯罪的最本质特征在于它的期约性."事先约定"不仅是国家工作人员事后受贿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而且也是国家工作人员此类行为构成"期权腐败"型职务犯罪的认定要件.必须坚持以改革统揽"期权腐败"治理工作,把制度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世界主要国家反腐败经验对中国预防腐败的启示

世界主要国家已形成比较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反腐败体系,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的芬兰、新加坡和日本的反腐败体制的特点,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可以为探索建立和完善我们的预防腐败体系提供有益的借鉴.主要思路应当是建立严密的预防腐败体系及严密而科学的监督机制,努力养成廉洁文化,全面打造清廉环境,积极强化国际合作.     

私募股权投资对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贡献

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各地的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成立。不难发现,这些企业大多拥有的是自主核心技术,缺少的是支撑企业存活的资金。同时在社会中又存在这样一类企业,他们拥有大量闲置资金,希望投资于能带来可观收益的企业中去以获取高额利润。在此需求与供给的大环境下,私募股权投资应运而生。本文首先对私募股权投资进行概述,而后着重阐述其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贡献。旨在为人们理性看待私募股权投资提供理论支撑。     

基于管理学视角的国企高管腐败治理研究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经济转轨时期,部分国企高管腐败问题凸显,成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严峻挑战。导致国企高管腐败的诱发因素是多方面的,重点可以从放权改革与内部人控制、政企关系与高管任命制、公司治理结构及内外部监督制衡机制、高管个人的主观认知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理解。解决国企高管腐败问题,应从理顺产权关系依法监管、健全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内外部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积极推进预防和惩治国企高管腐败体系建设,推动制度建设与道德教育的有效融合,发挥立体防御的功能,达到既能抑制高管的腐败动机又能消除腐败的机会,力争从源头上遏制国企高管腐败。     

完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若干思考

完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不仅是抵御党的执政风险、完成改革发展使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迫切需要。针对当前我国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存在的权威性不足、干部选任考察制度滞后、干部选拔竞争机制不完善、干部选任责任追究制度缺失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提升干部选任制度的权威性,进一步改进干部选任考察方式,进一步完善干部选拔竞争机制,进一步健全干部选任责任追究制度。     

探析消极修辞之消极

近年来,学界对陈望道“消极修辞”之“消极”一词颇有异议,文章通过对消极修辞概念的分析、部分学者对消极修辞的误解以及陈望道关于消极修辞的表述的考察,可以发现我们对陈望道“消极”一词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偏误,“消极修辞”之“消极”有其合理的含义.     

我国“督察”制下中央地方监管部门博弈行为分析

本文以我国"督察"制为背景,构建了包含监管当局、地方监管者以及被监管对象三方博弈的监管模型。"督察"制下,地方监管者虽在人事上受控于监管当局,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可能违背监管当局的利益而产生腐败行为,因此监管当局会派出中央督察者对地方监管者进行监督。本文在研究三者行为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地方监管者腐败行为的因素,并给出了监管当局分配中央督察者和地方监管者人员数量以降低监管者的腐败行为和提高监管效率的最优策略。研究结论对于我国的中央地方监管实践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基于混合博弈的网络反腐机制研究

在信息化背景下,网络监督效应日趋明显,网络反腐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研究网络曝光腐败信息的传播机制,总结网络反腐的特点,并运用混合博弈分析方法,分别构建参与方不同的两方博弈模型和三方博弈模型,归纳出影响各博弈方行为的主要因素与次要因素。结果表明,网民监督的积极性能够降低腐败概率,腐败人员的腐败程度直接决定着纪检监察部门与网民监督的行为趋势。最后,对各个博弈方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锐言录

‘近年来,中国政府确立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逐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